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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恩又随手写了个“有”字，“测字先生”沉默不语，在王的催促下说：“有”字上面是“大”字少一捺，下是“明”字少个日，这分明说天下将有大变，大明的日子到了尽头。
这时崇祯夺过王承恩手中的笔，在地上写了个“酉”字，“测字先生”故作神秘地说：“这是天机。”随手写了一个纸条交到崇祯手中，说：“此字条须在今天子夜方可拆看。”崇祯回到皇宫，在子夜打开字条，上写道：“酉”字乃“尊”字上无头，下无尾，大明天子本为“尊”，现在去头去尾，只剩下“酉”了，说明大明江山危在旦夕。崇祯帝顿时瘫在了地上，第二天，即1644年3月19日晨，在位16年的崇祯皇帝踉踉跄跄爬上煤山，吊死在寿皇殿旁的槐树上，时年34岁，朱明王朝顷刻土崩瓦解。
李自成率兵势如破竹地进了紫禁城的太和殿，直接坐到崇祯皇帝的龙椅上，改国号为大顺。但从这时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这时政权初建，真是百废待兴，有多少安抚百姓、守边御敌的军政大事需要去做，可李自成此时的心思却都用到黄袍加身当皇帝上了。他手下权力最大的当数一文一武。文的是牛金星，他这时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甚至“往来拜客，遍请乡党”，俨然一个太平宰相。武的是刘宗敏，他则忙于拷打明朝的降官，搜刮赃款，也称“挖浮财”。对不肯交钱的就严刑杀戮。更荒唐的是，他听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是个倾国倾城的绝色美人，就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拷问，逼他交人，最后，虽然得到了陈圆圆，却逼反了吴三桂。据说吴三桂已经准备归顺李自成，走到半路上听说自己的爱妾已被刘宗敏所夺，“冲冠一怒为红颜”，决定引清兵入关。这种说法当然有为吴三桂这个大汉奸开脱的成分，但刘宗敏为了个人色欲而不顾起义军的安危，无疑也是导致起义军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遭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牛金星、刘宗敏、李自成等起义军首领私欲膨胀，结果上行下效，全军大小将领也都各显神通，强占民宅，掠夺金银财宝，纵情声色犬马，沉浸于灯红酒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军队自然纪律涣散。在清军攻入山海关时，李自成亲自率军20万开赴山海关御敌。他开始并没有太把清兵放在眼里，认为只要自己出马，就可以一战而定乾坤。但没想到一交锋，过去战无不胜的起义军便全线溃败而退回京城。因为这时的起义军和原来追随他南征北战的队伍本质上已发生了变化，人已经今非昔比，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进京后都多多少少发了些财，有的在北京“包”了女人，在军营已有了“家”。没有家的也怀揣着、腰缠着抢来的金银细软。这样一支“辎重”的队伍，怎么会去奋勇杀敌呢？李自成自然兵败如山倒，后来失败后跑到湖北九宫山，被当地地主武装所杀害。人们说他打江山用18年（实际上16年），进城后摇摇欲坠地坐了皇床，也算当了18天的皇帝。
在距李自成失败305年后的1949年，也是个乍暖还寒的3月，毛泽东要率中国共产党进驻北平。进驻的是同一座城市，同样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武装斗争，同样都拥兵百万以上，同样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最后胜利在望，情况极为类似。那么，中国共产党会不会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呢？博览群书、精通历史的毛泽东不能不为此而担忧。
在西柏坡，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不要重犯类似李自成的错误。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
平津接管工作，中央决定由彭真、叶剑英和黄克诚、黄敬同志分别主持。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同志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同志任市长。毛主席又谈到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这个时期，毛主席当着中央和大区的一些同志的面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这次毛主席又重提这一点，足见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预防当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已成为他反复思考的大事。他还向我谈了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做到“几不”，即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做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毛主席的这些话，不久得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形成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
毛泽东所提到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历史学家郭沫若在1944年农历甲申年到来时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而写的一篇政治性史学论文。文章刊登在当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内容是总结明末这场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文章叙述的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最后导致彻底失败的史实。〖ZW（〗史全伟著：《毛泽东与艰苦奋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2页。〖ZW）〗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1944年这场运动正在进入高潮时，毛泽东读到了这篇文章，他被文章启发性的开头吸引住了：
……然而甲申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这个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兵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260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让我们将郭沫若的文章再摘录几段：
……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李自成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翰靴（《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州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在（崇祯）14、15年两年间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17年2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疾风暴雨的力量……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都囤积在京城里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言录》）”了……
文章最后说，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这场悲剧造成了清兵入关，满清王朝统治中国长达268年。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是啊，得人心者得天下。当李自成率领起义军为推翻明王朝统治阶级的压迫时，他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拥护他，他也就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当他进北京后，思想上没有重视部下的骄傲、懈怠，甚至腐化、变质；政治上没有笼络其文武军事力量，内部也发生宗派斗争，频频发生流血事件，革命没有进行到底……当他失去了民心，失败也就不可避免的了。
读完郭沫若的文章，毛泽东非常重视，给予高度赞扬，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和军队的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通知里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国家，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直到1949年的西柏坡，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仍一再提到《甲申三百年祭》，提到决不能当李自成。
离开西柏坡前夕，毛泽东又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告诫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京，他们进城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正式离开西柏坡。出发前，毛泽东彻夜难眠，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ZW（〗
文辉抗著，叶健君主编：《红色大本营——历史选择了西柏坡》，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465页。
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ZW（〗同上。
〖BP（〗摘自：《红色大本营——历史选择了西柏坡》第46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从西柏坡到北平，毛泽东称之为“赶考”。这个比喻是多么深刻而形象。实践证明，进城后的考试比任何时候都艰难。在毛泽东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和谆谆教导下，大多数共产党人都考出了优异的成绩，当年毛泽东担心的李自成的悲剧没有重演，黄炎培提出的“周期率”现象没有在中国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