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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头。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的转变点。”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所作的报告中如是说。这是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内容和历史地位的精辟论述。
毛泽东说：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实际上解决了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又在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尽管这条道路党内曾有人不赞同，甚至在共产国际也受到指责，但实践证明这条路走对了。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内的反对者也承认反对错了，苏联“老大哥”也承认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1949年12月，当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没等毛泽东说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是啊，毛泽东是胜利者。
是他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是他率领全党告别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而胜利地走向城市。
接着，胜利后怎么办的问题现实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忧虑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早在一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重，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到打仗还容易些。”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得更加透彻。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中的一个短小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务必”，也是西柏坡精神之魂。
“两个务必”是警钟。它时刻提醒着全党同志在革命胜利后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如果意志薄弱，就可能被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炮弹击中。
“两个务必”是鞭策。它严格要求共产党人必须禁得起胜利后执政的考验，防骄戒奢，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的联系。
“两个务必”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其思想的光辉早已超过时间的推移，不仅照耀了它被提出的那个时代，而且要一直照耀着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整个历史时期，成为我们党执政后永不变质的政治本色。
“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贯穿于党的整个执政实践活动中。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到，1949年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就出政治、出模范。”他在这次会议上批评党内“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的现象时说，“革命党嘛……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密切联系群众，拒腐防变作为执政党的大事来抓，特别注重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纠正党内的不良作风。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治党治国的经验教训，号召全党同志继承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倡导艰苦创业精神，把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通过制度建设、体制改革推动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1980年1月1日，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说：“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是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人民生活只有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1989年6月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的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握国际大势，总结历史经验，把坚持“两个务必”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成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强大精神武器。1991年9月21日上午，江泽民同志轻车简从来到西柏坡纪念馆，他留下了“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题词。1997年1月29日，他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讲话的题目就是《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党内六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痛心地说，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传统、好作风，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淡忘了，有的甚至已经丢得差不多了。2001年9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把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视为党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看做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
2002年12月6日，中共十六大闭幕刚刚20天，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就带领中央书记处的领导顶风冒雪奔赴西柏坡，他在讲话中说：“我们这一次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西柏坡，可以说是来上学的。”他号召全党同志牢记“两个务必”，艰苦奋斗，居安思危，继续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坚持“两个务必”，以胡锦涛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定“三个代表”的政治信仰，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坚持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胡锦涛还强调，今天我们讲艰苦奋斗，当然不是要人们去过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而是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
由此可见，“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历届领导集体的一贯思想，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50多年来，我们党把“两个务必”贯穿于整个执政实践，党以艰苦奋斗而兴，国以艰苦奋斗而强。
胡锦涛在2003年的新年致辞中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为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为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发达的。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
第二节 决不当李自成
自党的十六大闭幕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西柏坡精神的弘扬给予了高度重视，举国上下“西柏坡热”一浪高过一浪。其原因是西柏坡精神蕴涵着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需要的那种冷静和清醒，那种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1949年3月，由于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要离开西柏坡了。
北平张开双臂迎接中共首脑机关的到来。
北平敞开怀抱拥抱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
此时的毛泽东，却想到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明末，以李自成为领袖的农民起义军经过了十几年武装斗争，积小胜为大胜，进京前已拥有起义军过百万；而且不缺少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是儿童们传唱的歌谣。1644年3月19日，起义军推翻了统治中国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李自成当时是从德胜门进入北京的，在他当年进军的路上，如今建了一座他英姿勃发、眺望京城的骑马雕像。姚雪垠在《李自成传》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当李自成兵逼北京，寝食不安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与太监王承恩出皇宫散心消愁，碰到了位“测字先生”，此人便是李自成的军师宋献策。宋打量了崇祯及身边的太监，便已心中明白了。心神不定的崇祯便让王承恩去占卜吉凶，王承恩先写了个“友”字，“测字先生”说“友”字去掉上部，便成了一个“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