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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那时很穷，可“人穷志坚”，在小费问题上显示了中国人的尊严。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有权的官员收取“好处费”“辛苦费”，第三产业的服务员收“小费”都已见怪不怪。不少饭店和娱乐场所的服务人员甚至拿不到工资，全凭收取小费谋生，甚至“小费”中的一部分还要上交老板。
第五；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获得中国共产党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的高度评价。20世纪70年代末期，邓小平号召恢复优良革命传统。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ZW（〗《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ZW）〗同年11月26日，他对外宾说：“你们如果是50年
代、60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气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他还讲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那个时候为什么能这样做？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另外，那个时候整个风气也不同，我们的干部比较接近群众，所以能够很快渡过难关。”〖ZW（〗《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ZW）〗可见，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干部与群众关系密切，腐败频度自然是相当低的。
1993年8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建国以后，我们党在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2000年12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发生腐败行为，我们党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总的说来，那时广大党员、干部是清廉和比较清廉的。”以至于“不少同志很留恋建国初期以至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留恋那个时候同志之间的关系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也许，有人会说，那时的中央文件或高层领导的讲话中，经常出现“贪污腐化十分严重”“发生不少贪污、违法乱纪的事件”等语句，怎么能说那时的腐败频度低呢？对此应当这样理解，当时的这种提法只是相对于革命根据地时期而言，是相对于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要求而言的。党中央、毛泽东一直从警惕我党受资产阶级侵蚀的战略高度出发，十分重视党内出现腐败现象的问题，在腐败现象没有蔓延开来之际，就对腐败行为予以迎头痛击，并注意净化产生腐败蔓延的土壤。
第十节 榜样——共和国的脊梁
党中央、毛泽东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征程中，一直教育广大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做到立党为公、勤政为民。特别注意树立先进典型，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先进分子是群众中的一员，对群众有着直接、现实、形象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有利于党的崇高目标的实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出版发行了大量的宣传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回忆录、诗词、小说、电影、戏剧，其目的就是要在广大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中树立祖国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在基层党的领导干部队伍中，涌现出的勤政廉政、一心一意为人民着想的典型代表是焦裕禄；在普通共产党员里涌现出的公而忘私、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典型代表是雷锋；在工人阶级中树立了王进喜、农民党员干部中树立了史来贺等战天斗地的先进典型。这些先进典型是共产党员的榜样，是共和国的脊梁。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省博山县北崮山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因家境贫寒，他只上过四年多的小学。1941年年仅19岁的焦裕禄被日军以抗日嫌疑分子的罪名押送抚顺煤矿当苦工，1945年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武装，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区长、团县委书记。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焦裕禄被调往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翌年秋天，组织上又派他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56年底，焦裕禄满载学习成果，回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先后担任车间主任和调度科长，1962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大办粮食、大办农业的号召，党组织决定焦裕禄重返农业战线，任河南省中共尉氏县委第二书记。同年11月；在河南兰考县遭到空前特大自然灾害的关键时刻；中共开封地委又派他任中共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书记职务。
1962年的兰考，春天的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夏秋的暴雨和漫过堤岸的黄河水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被碱死。这一年，兰考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内涝、风沙、盐碱煎熬着兰考人民的生命。站在县城北关的大堤上，四下看去，方圆十几里以内见不到一棵树，北风吼叫着，黄沙弥漫。风沙中，三五成群的老百姓，拖儿带女，外出讨饭，像黄沙一样被风吹开、抛散，不知流落何方……
县委大院里，机关干部连病带饿死了十几个人，公社、大队坚持在家工作的脱产干部死的病的更多……而开封地区10个县的救灾款项，仅兰考就占去了近40《Times New Roman》；兰考县银行曾经一度只剩下10块钱。整个干部队伍人心惶惶，情绪低落，士气涣散，悲观失望。正是在这个天苦地愁、粮尽弹绝的关键时刻，焦裕禄临危受命，慨然前往。他说：“感谢党组织把我派往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焦裕禄1962年11月底到达兰考，他率领兰考35万人民战天斗地的悲壮话剧也由此拉开了帷幕。到兰考的第二天，焦裕禄就顶着风沙，骑自行车下乡了。他迫不及待地要看看兰考大地，看看这里的乡亲们。
走村串户，和队干部厮伴着边说边走边看。正是这样身临其境，才看到了灾区的严重局面。
兰考的穷，不是一般的穷，红薯片掺糠都算稀罕，坐月子生孩子的媳妇照样稀汤寡水，偎在屋门槛上的孩子，大脑袋、细腿、瘦肋巴骨，挺个水撑园的大肚子……特别是田地里，干活的人拽犁拉耙，少气无力，麦子到这时候还没种齐呢……
此情此景使焦裕禄百感交焦。兰考！从前共产党没有因为你穷就不解放你；如今，共产党同样不会因为你穷就不管你、忘记你。他默默在心里一遍遍地用毛主席的话鼓励自己，“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焦裕禄深入基层，为尽快使兰考战胜灾难，拜农民为师。他一双布鞋，一辆旧自行车，挽着裤腿，跑遍全县130个大队，内心充满了改天换地的激情。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焦裕禄常说。他在兰考工作的全部时间只有一年零三个月。15个月，即使每天干24小时，又能干多少呢？然而焦裕禄之所以可歌可泣，不仅在于他的无私忘我的精神，更在于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搏，完成了改变兰考面貌的全部战略准备。
第一着棋：抓思想。兰考当时是重灾区，焦裕禄首先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起兰考干部群众的抗灾战灾的勇气。初到兰考，在一次三级干部会议上，他说：“兰考是灾区，群众的生活生产有很大困难，灾区干部的工作更是比好区大得多。但是灾区能够锻炼群众，考验干部，在这种时候，我们要特别爱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大家挺直腰杆，克服困难，战胜灾荒。兰考这地方，我看是大有作为的！”他自信而乐观，和同志们一起下乡时，路上他会笑着给大伙唱他自编的顺口溜：“沿着河，背着馍，渴不着，饿不着……”
第二着棋：战“三害”。兰考的“三害”——内涝、风沙、盐碱，遗患匪浅。焦裕禄撵风追沙，直追到沙落地；盐碱地里，他亲自用舌头尝，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的含碱量。他相信脚板子底下出经验，经过120多个日日夜夜，跋涉5000余里，掌握了全县86个大小风口，还有沙丘、沙龙1600百个，经过丈量，一一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大小河流，淤塞的干渠，阻水的路基，哪里需要挖河、开沟、架拱、扒口，焦裕禄心里明白、踏实、透亮了——他为兰考彻底战胜灾害，画出了一张准确、详细、全面、科学的作战地图。
第三着棋：树标兵。焦裕禄善于用榜样的力量教育人。兰考的表模会，至今使人历历在目。群情鼎沸，人山人海，主席台两边的对联分外醒目，上联是：为有牺牲多壮志。下联是：誓叫兰考换新天。焦裕禄把治“三害”的标兵们请到主席台上，亲自为他们披红戴花，鼓掌喝彩。用焦裕禄的话说，这叫“插红旗、树标兵”，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遍。焦裕禄曾在兰考树了5个先进村的典型，为在全县推广他们的经验，焦裕禄不遗余力地为他们鸣锣开道。
第四着棋：用科技。用焦裕禄的说法叫“封沙育林”，又戏说叫“贴膏药扎针”。兰考是个沙城，到处是凸隆起伏的沙丘，风回风聚，随风移动，似一颗颗毒瘤，咬噬着兰考的骨骼肌体。焦裕禄想，这会跑的沙丘，必须锁住它！可是，如何锁住黄沙呢？
有人读到一则科技消息，国外有用沥青固沙丘的。这法子当时在兰考肯定不适用。
老天不负有心人。焦裕禄下乡看见老百姓用淤泥糊住自家的坟头，他一见便触动了思路。埋死人的沙丘用泥封，埋活人的沙丘不是照样可以用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