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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我国还在这个期间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
自1957年之后，我们党多次遭受“左”倾思潮的干扰，为什么还获得如此伟大的成就？邓小平后来在回顾党的历史的时候多次说过：“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如同对正确的东西还要作分析一样，对错误的东西也要作分析。错误往往由真理越过了界限而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力争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较高速度，是必须和正确的。超过这个界限，追求主观臆想、盲目冒进的高速度，那就是错误的，并且是破坏性极大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重视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警惕和平演变和修正主义的危险，也是必需的和正确的，但不合时宜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一些本来正确的东西当做“毒草”进行批判则是错误的。所以在13年的探索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往往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共存于全党共同探索的过程中，也存在于人们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只是有时正确的东西占上风，有时错误的东西占上风，或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区域共生共存。
在13年的不懈追求中，的确积累了很多正确的东西，这是党和人民共同取得的。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共同领导的结晶，这13年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毛泽东无疑要担负主要责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央主席，重要的是他后来的个人专断，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从而压制了比较正确的意见。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JP〗责。”〖ZW（〗《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ZW）〗
同时，值得提出的是这个时期党的领导决策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党上下几乎很少出现以权谋私、贪图享乐之辈。当时以党中央各主要负责人为表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公而忘私的精神在党内蔚然成风，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凝聚力，享有崇高的威信。那时，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困难，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就会出现在哪里。所以，在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难面前，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已载入史册的有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被称为“铁人”的大庆工人、共产党员王进喜不怕任何困难，顶着压力、艰苦奋战的精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
大队共产党员带领群众战胜自然灾害进行农田建设、艰苦创业的精神；共产党员、解放军战士雷锋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等。党注意在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中发现和培养典型，以这些典型为榜样，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向他们学习，唤发起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
这13年中，经过中共中央、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运动，可以认定具有强大的控制腐败的作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时期腐败频度已大大降低。其依据大体有5个方面：
第一，经过1953年之前的“三反”“五反”运动，干部队伍比以前廉洁了。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时认为，“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在这个问题（指被资产阶级分子所腐蚀——引者注）上明显的右倾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情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在发动城市“五反”时，对“三反”“五反”运动成效有这样的评价：“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提高了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那是一次成功的意义十分重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ZW（〗中央纪委纪检监察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8—69页。〖ZW）〗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以后发动的控制腐败的斗争，带有巩固“三反”“五反”斗争成果，有不少属于专项治理性质。如新“三反”，主要是解决基层县区乡干部中的问题，多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现象。1955年厉行节约，反浪费，主要任务是经济管理部门反浪费。1960年的纠正“五风”，也主要是针对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和纠正上层的决策问题。
第二，查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件时，常看到写有当时的干部腐化堕落“严重”，违法乱纪“十分突出”等，实际上是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物资紧缺，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生活用品，这就是多吃多占、加工私活、贩卖农产品、参与市场交易；职工上班时间干私活、偷拿偷占现象等，这些现象今天看来只是干部的不廉洁行为或社会的不正之风。典型的反映农村干部情况的1960年安徽凤阳六级干部会议的材料中，贪污、浪费、挪用、超支、占小便宜一共191 511元，集中在4062个问题干部身上，人均47元左右。1963年4月4日，中共保定地委就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报告，披露19 800多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3《Times New Roman》），挪借公款130万元，人均66元；11 300多名干部贪污款项434万多元，人均贪污38元。据有关资料查阅，1963年全部职工的年均工资为576元，月均工资48元，所以无论是66元还是38元，数额都不是很大的，所以谈不上是严重腐败。1960年5月15日，党中央正式发出的《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认为：“农村基层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有一部分人思想作风上虽有某些缺点，但是基本上也是好干部。另外，犯有较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只是很少数；真正的坏分子，更是极少数。对于这些总的形势，必须有足够的估计。”〖ZW（〗
中央纪委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第5卷，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ZW）〗
第三，城市里的干部也没有出现高频腐败。1963年3月1日，党中央发动城市“五反”运动，在动员阶段，把腐败频度估计得相当严重：“最近几年，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确实有所增长。”事实证明估计带有渲染夸大色彩。1963年11月8日中央纪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五反”运动中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认为，这次“五反”运动再次证明，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职工都是好的，他们经受住了过去几年严重灾荒和经济困难的考验。据有关资料显示，这次“五反”运动与1952年“三反”运动相比，犯错误人数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比例，减少2777《Times New Roman》，涉及违纪违法金额千元以上人数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比例则从28‰下降到18‰，所以此时的腐败频度大大下降了。
第四，这个时期社会形成了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多次运动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控制腐败的成功实践，高频腐败得到遏止，涌现出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模范共产党员。党风与社会风气是相互影响的，良好的党风带来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而良好的社会风气又进一步促进了良好党风的形成。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叹。20世纪60年代初期，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十分惊奇于中国人民风格高尚。1964年10月15日至11月16日，加拿大《领袖邮报》连载了随该国农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伊恩？比克利的报道：“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诚实的。在大多数地方旅馆房间的门是不锁的，并且不会丢失任何东西。在许多地方，商店晚上不锁门。”〖ZW（〗方华、史册主编：《参考的启示》第4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ZW）〗1950年4月8日，黎巴嫩贝鲁特《电讯报》刊登一篇访华文章，访问者在中国没有看到一个打架的，他惊奇中国人过着夜不闭户的生活，贿赂、收小费在中国是看不到的：
使人注意的一件事情，中国人无论他生活如何，永远不接受小费。我们可以断定说，六亿中国人——我已在他们的国家游历过——没有一个人在从事应尽的义务时会接受不合法的报酬。这个问题常常成为很多访问者打赌的对象。我们曾经想尽一切办法，找出各种借口和理由，企图说服任一阶层中的任一中国人接受不管多少的小费，但是这一切办法都归失败。旅馆里的贫苦服务员、汽车司机、船家、厨师、机场服务员和火车上的扫地工人，这些办法对他们都用不上。很多在中国住过好几年的阿拉伯外交官和其他人都肯定说，他们都这样一再实验过，结果表明都失败了。方华、史册主编：《参考的启示》第4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中国人那时很穷，可“人穷志坚”，在小费问题上显示了中国人的尊严。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有权的官员收取“好处费”“辛苦费”，第三产业的服务员收“小费”都已见怪不怪。不少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