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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张闻天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强调应该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缺点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他还提到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意见。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彭、黄、张、周被认为是结成了所谓“军事俱乐部”，向中共中央“下战书”，全会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同时，党中央决定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的职务，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此，林彪得以在党内、军内逐步窃取更大的权力。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于8月7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认为右倾是当时的主要危险。8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从而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引向了党内。
彭德怀这位“勇敢的农民的儿子”，这位为人民的事业戎马一生的“彭大将军”，从1959年因直言被罢官到1974年生命的终结，15年中，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但他是坚强的，虽百折而不挠。党在后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
庐山会议前努力纠正“左”的错误是正确的，但后来转向反右，结果，支持了党内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党内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迷信的发展。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遭到重大挫折，人民陷入极大痛苦。突出表现是：
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大幅度下降。粮食生产1960年是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1030亿斤，低于1952年的水平；棉花生产1960年是1600万担，比1957年减少1680万担；钢的产量1960年虽然达到1866万吨，但很快又降了下来，1961年只有870万吨，比1960年减少996万吨。同时，油料生产和轻工业生产也急剧下降，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市人口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Times New Roman》，植物油人均消费减少23《Times New Roman》，猪肉消费量人均减少70《Times New Roman》。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沿。
第八节 噩梦醒来是早晨
严重的困难和挫折教育了全党，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党的指导方针发生了重要转变。全党上下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在调整政策中，接续了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路线，又为进一步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新的经验。
从1960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部署整风整社，以肃清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上述《紧急指示信》的核心是坚决纠正“共产”风，纠正和清理“一平二调”。从思想作风和反腐倡廉的角度来看，当时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犯此类错误的干部以农村干部居多数。
《紧急指示信》发出后，全党动员和组织各级领导、广大干部深入农村，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读、解释，同他们一道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毛泽东本人也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批语中写到：“毛泽东同志……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ZW（〗中央1960年11月18日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ZW）〗并且以他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可以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作为他的错误之一例（他还在《十年总结》中说明他在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上同意了过高的钢指标，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错误）。毛泽东在党内做自我批评，希望推动广大干部认识到“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ZW（〗中央1960年11月15日转发湖北省委报告的批示。〖ZW）〗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接着，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附有散失多年、后重新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发表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战争年代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信中还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
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为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实际上是向全党领导干部提出了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强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为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来纠正过去政策的错误打开了道路。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经多次修改后的六十条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遏制“左”的思潮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
随着思想路线的初步转变，农业政策进行了逐步调整。党中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过去被批判的干部和党员进行了甄别，清除了反右倾斗争的消极影响，调整了党内的政治关系，加强了党内的团结。
随着农业政策的调整，工业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坚决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的、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大刀阔斧地整顿企业秩序，在邓小平支持下，由李富春、薄一波负责，派出十一个工作组到工矿企业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从而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条例还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运行和职责，作了详细规定，从而使国营企业在条例的框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提出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十六条）；在周恩来督管下，中央宣传部、文化部、文联提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为八条）。
这些条例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在反右斗争、拔“白旗”、批“白专”、破“资产阶级权威”中搞错的知识分子进行甄别，纠正错误，解开疙瘩，发扬民主，加强团结。
这些条例的另一个中心问题，是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求在批评被认为是错误观点的时候，严格划分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界限，严格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不允许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更不允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在学术、艺术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这些条例还针对科学、教育、文化部门中出现的生产劳动过多、社会活动过多的混乱现象和业务工作中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明确规定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些条例的制定和执行，使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工作秩序得到恢复，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情开始舒缓。当时有的知识分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