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涣私馀┮岛献骰螅颐蔷陀刑跫灿斜匾谏较呱侠匆桓龃笤窘！闭馐翘岢觥按笤窘钡南壬！糧W（〗〖JP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89—390页。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团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在国际共运中获得崇高的声誉。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由苏联发射到太空，这件事给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巨大鼓舞。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辞，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从而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加上在宣传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建设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这次会议还对提出实事求是“反冒进”意见的周恩来、陈云等同志进行了批评，称那些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领导干部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各地都要“拔白旗，插红旗”。这些批评的压力，大大助长了浮夸不实作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建议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Times New Roman》—50《Times New Roman》。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5年以至于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
随着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提出，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也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是所谓的“条件论”，一时夸大主观作用的唯心论大肆泛滥。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成灾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加以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对“大跃进”的“前景”兴高采烈，用虚报产生的假象让他们深信不疑。会议竟然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达 6000—7000亿斤（1957年为3700亿斤），要求1959年达到8000—10 000亿斤。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比３个月前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普遍又翻了一番，会议还作出在农村建立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会议认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然而，吹起来的亮晶晶的肥皂泡总是要破灭的。
〖JP＋1〗北戴河会议后，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铁矿，甚至要求老百姓把做饭的铁锅拿出来砸烂，把家具拿出来当柴烧，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一切大中型的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打乱正常的生产秩序。其他各行各业，都是“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口号是“家家搞钢铁，户户赶英国”。结果到1958年底，共生产钢1108万吨，其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不仅指标没有完成，反而削弱了农业，挤掉了轻工业，盲目扩大了基本建设，职工人数比上年猛增2/3以上，而农业战线的劳动力减少2300万人。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市场物资供应紧张，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很大困难。
北戴河会议之后，农村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到10月底，会后仅短短2个月，全国740 000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26 000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Times New Roman》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实行大兵团作战，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公社将几十个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公社一级核算，生活实行供给制（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住房按人口平均分配），社员和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大刮“共产”风。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无偿地调用土地、物资、劳动力，甚至社员个人的房屋、家具等。这些造成了农民的惊恐和不满，纷纷连夜杀猪宰羊，砍树伐木，以对抗公社的“共产”风，结果造成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人民公社化的善良愿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人民公社的社员在公社初期的确过了几天“共产主义”生活，到处敲锣打鼓，彩旗飘飘，孩子们进了托儿所，老人们进了敬老院，成年人上工实行军事化，下工后在公共食堂吃饭。但是好景不长，到1958年的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早已一无所有的社员每天只得提着最原始的陶罐到公共食堂去打饭，而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缺少让人们吃饱的粮食，更谈不上副食品。饥饿的人们吃光了所有能吃的树皮、野菜、草根，很多人得了浮肿病。
据《探索与代价》一书披露：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由河南信阳地区遂平县（当时属于信阳地区，现属驻马店市）卫星集体农庄试点，在原21个农业社的基础上，又并入6个社，共27个农业社，9360家农户，于1958年7月底正式成立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毛泽东对这第一个人民公社的经验和试行简章非常推崇，评价说：“这是个好东西。”后在北戴河会议上进行推广。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他指出：“公社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然而，不到两年，还是这个信阳地区，成了“共产”风破坏的重灾区。1960年和1957年相比，由于饥饿使得农村人口死亡增加，出生率不断降低。“空想社会主义”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却出现了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JP＋1〗1958年冬天，中共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较快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存在严重问题的领导人。这年的11月至12月，毛泽东先后在郑州和武昌主持召开会议，纠正“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是，党中央、毛泽东仍然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方向是对的，出现问题不过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同时认为谁要加以否定，那就是“观潮派”和“算账派”，或者简直就是敌对分子。因而形势没有根本好转，特别是庐山会议后期发生重大反复，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直下。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在分组讨论中发生了分歧，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右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而另外有人则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不愿意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倾倾向。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会议的情况深感忧虑，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后称万言书），希望得到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他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出现严重问题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毛病。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还提到纠“左”一般比反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ZW（〗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6月，第405—406页。〖ZW）〗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张闻天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强调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