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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讨论和同意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9月，党中央正式公布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总路线而努力奋斗。总路线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1953年，党在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至1957年）。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全党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旗，热火朝天地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时，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他们破坏党的团结，结成反党联盟，企图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建国初期，党中央为了便于集中领导，曾将全国划分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五大区（也称五大局）。高岗原是东北局党政最高负责人，饶漱石在华东局和上海担任党政要职，他们在做“封疆大吏”期间，曾搞个人专断独行，向中央闹独立。中央为挽救他们，曾于1952年底和1953年初先后将他们从东北、华东的岗位上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他们表面上接受组织的调动，内心却非常不满。
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即1946年至1949年期间，高岗作为东北地区的领导人已开始向中央闹独立。因为东北紧扼通往苏联的中国铁路，东北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中国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东北又是中国最大的粮仓之一。早在抗日战争一结束，共产党和蒋介石为争夺东北的斗争就开始炽热起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东北对中国革命实在太重要了！东北对中国共产党实在太重要了！高岗深知东北的重要，深知自己作为东北的“封疆大吏”的举足轻重，于是高岗高估了自己，他后来宣称：“我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则是井冈山上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据此，可以说，高岗把自己看成可以取代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高岗虽然没有公开攻击毛泽东，但却千方百计想攫取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职位。据赫鲁晓夫在其《最后的遗言》一书中提到，克里姆林宫曾收到高岗提供的有关北京领导人情况的许多材料，高岗说：“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
据后来陈毅的一个书面报告说，高岗“从苏联邀请专家，派学生去苏联。事后才敷衍性地要求中央政府同意”。直到1952年，东北地区还拥有独立的货币，据有关资料说，当时东北召开群众大会，要求群众高呼：高岗万岁。
饶漱石是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支持者。他在1943年至1953年的10年间，曾多次为了夺取权力在党内使用欺骗手段。高岗、饶漱石被调到中央后，由于二人具有同样的资产阶级权力欲和政治野心，便很快“志同道合”，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活动的特点是，他们没有公开提出反对党的纲领。在公开场合他们口口声声
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背地却大搞阴谋分裂活动，挑拨离间，散布对党中央负责同志的流言飞语，并且随时随地变换自己的手法。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在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9月至10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以及这两个会议的前后，变得更为肆无忌惮。
全国财经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如何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高岗却利用主持这次会议的机会，在会上发表了许多无原则的言论，蓄意制造党内纠纷。同时，在会外更是积极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破坏党中央的威信，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党中央发觉后，及时纠正了在他们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错误路线，排除了他们的干扰，从而使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饶漱石认为高岗即将得势，便支持高岗，积极予以配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以及会议前后，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的活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以前，他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在中央组织部内发动对中组部内一位负责同志的蛮横无理的斗争。当党中央发现予以制止时，他公然抗拒党中央的干预，继续进行这种非组织活动。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通过对这位负责同志的斗争，借以攻击党中央。中央召开的这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目的是动员全党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思想和政治水平，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但饶漱石却反其道而行之，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的反党分裂活动。他把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未经党中央研究而自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人，借此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高、饶的反党行为被党中央及时察觉和制止，同时暴露了他们利用会议有目的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还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地区进行游说，对中央领导人继续进行造谣中伤。他甚至煽动在军队中工作的领导干部支持他反对和分裂党中央的阴谋，并为此而鼓吹极端荒谬的“两党论”“军党论”，胡说我们党分为两个：一个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另一个是所谓“白区的党”。他说“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他又自诩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理所当然地应该由他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在游说期间，还在一些高级干部中兜售他改变国家体制和改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机构的计划，图谋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并要改变共和国总理的人选。
高、饶的反党、策划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到1953年底达到了顶点。1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在毛泽东休假期间，由谁代理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问题。当毛泽东依照惯例提出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时，高岗迫不及待跳了出来加以反对。会后，高岗背着中央政治局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变国务院总理人选。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篡党篡权的狂妄政治野心。
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严重地威胁着党的团结，危害着党的事业。1953年12月24日，即圣诞节的前夜，贝利亚在莫斯科以叛国罪被捕，而中国共产党则在这一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饶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向高岗、饶漱石发出了严重警告。“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刮阳风，烧明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并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而高岗、饶漱石却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暴露出来的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全会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鉴于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一部分干部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这就严重危害着党的统一和团结”。《决议》强调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破坏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决议》要求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都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行动的标准。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除继续揭发他们的反党活动外，还诚心诚意等待他们的觉悟，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他们毫无悔改之意，高岗以自杀来表示对党最后的背叛，饶漱石也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绝党对他们的挽救。
1955年3月21日至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决议开除高、饶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为了加强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教育和监督，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关于高岗、饶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