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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堡垒作用，从而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根本保证。
第二节 从“亡羊补牢”至“未雨绸缪”
1952年10月基本结束的“三反”“五反”运动，尽管高歌猛进，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腐败现象的污泥浊水，但腐败现象并没有因此而根绝。一些党员干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有禁不止，只是事发的势头大大收敛。为了巩固新中国建立初期控制打击腐败的成果，党中央、毛泽东开始从制度建设方面进行预防和控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和蔓延，将腐败尤其吏治腐败控制在较低水平。
“三反”运动虽然明确指出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实际重点是反贪污、反浪费，虽然涉及官僚主义，对高层领导的官僚主义，也很重视，但因为官僚主义的标准不易掌握，所以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清除。1953年10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安子文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交的《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没有涉及全国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重点是反贪污和反浪费的问题。〖ZW（〗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85页。〖ZW）〗报告中还提到，中央一级机关经过“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干部的作风大有改进，党悟大有提高，但在中央一级机关中普遍存在着官僚主义问题，基本上还未得到解决。地方干部队伍依然存在着官僚主义问题。
针对“三反”运动后，官僚主义问题已上升为重要问题的现实，继“三反”运动后，1953年中共中央、毛泽东
号召在全国开展“新三反”运动，这也是一场严肃的反腐败斗争。
1952年11月17日。山东分区纪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和报告》，列举了山东分局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我省、区、乡、村等基层组织（某些县以上干部在内）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已发展到极为普遍极为严重的程度。”〖ZW（〗载《山东工作》1953年第62期《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和报告》。〖ZW）〗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十分重视。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批示》，指出：“中央认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错误地危害人民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而且是全国的。”〖ZW（〗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8页。〖ZW）〗要求各级党委“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ZW（〗同上，〖B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BP）〗第10页。〖ZW）〗当时的许多事实证明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重视是非常适时的，在党和政府的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这些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的情况，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引不起义愤，不感到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的办法去支持好人，整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尤其是对人民群众的来信，长期积压，置之不理，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积压了7万多件没有处理。而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党和政府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违法乱纪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官僚主义还表现在布置工作任务时，只强调完成任务，不交代政策界限，不交代工作作风，不了解也不去检查下级工作的情况。有的基层组织和干部，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不走群众路线，不同群众商量，不做思想工作，而是采取各种简单粗暴的办法，强迫人民去完成，有的打骂群众，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等。这些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给人民群众造成了痛苦，给党和政府带来了很坏的影响，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三反”后的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也存在严重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表现最突出的是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中共中央曾多次有过指示要求纠正，但是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毛泽东说：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的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1953年内，在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ZW（〗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35—136页。〖ZW）〗
1953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第一届政协第四次会议上作闭幕讲话，他在闭幕词中再一次强调指出，党内一些同志缺乏民主，官僚主义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日益增多，“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严重的问题。”〖ZW（〗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新闻。〖ZW）〗
在这次的政协会议上，毛泽东还多次提到共产党内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并诚恳地请求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和批评。同时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者，用他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要不断打扫灰尘，使房间保持清洁和卫生。
从1952年至1953年夏，是朝鲜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对中国来说，朝鲜战争使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在1952年夏天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ZW（〗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ZW）〗这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无疑不堪重负。所以中共中央、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务必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然而，在“新三反”运动中还是发现存在大量的非生产性和生产性浪费，同时发现贪污现象有所反弹。中央认为贪污现象反弹到1954年已相当严重，据1954年11月2日中央转发的国务院监察部党组《关于“三反”后所发生的贪污情况的报告》中说：“三反”运动以后，贪污罪行已大大减少了，但近一年来贪污现象又在不断发生。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肯定地指出：贪污现象不断发生并有逐渐发展趋势，应该引起各地方各部门负责同志的警惕。1954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从严惩治贪污罪犯》，号召采取必要的步骤和措施来防止和克服贪污和盗窃的现象，开始提出从制度上预防腐败产生的问题。1954年11月2日，党中央批转了国务院监察部党组《关于“三反”后所发生的贪污情况的报告》，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警惕不断发生、逐渐蔓延的贪污现象，要提高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还难能可贵地提出建立正规的人事制度，建立和健全财务制度堵塞贪污发生的漏洞。这说明，此时党中央已经注意到以制度创新和建立完善制度来控制腐败，堵塞造成腐败的漏洞，不仅做到“亡羊补牢”，更要“未雨绸缪”。此举也为当前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源头治理和控制腐败方略积累了经验。
关于如何减少非生产性和生产性浪费的问题，党中央、毛泽东也开始从制度上进行遏制。1954年6月1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根据党中央指示，在中央机关、党派、团体负责人员等参加的报告会上，号召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而奋斗，并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大力降低各类建筑工程的设计标准和造价，降低办公室的设备和办公开支。全国各级机关、企业、学校一律停止购买沙发、地毯，一律用会议桌，不摆沙发。开会时，一律不招待水果、纸烟、点心。除招待外宾外，一律不举办宴会、不会餐。1954年开展的厉行节约运动，对与浪费现象往往紧密相连的官僚主义、贪污受贿、假公济私、贪图个人享受等腐败现象，也是一次有力的打击。
第三节 “高、饶事件是一场八级地震”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全党全国人民3年的努力奋斗，基本上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到1952年底，
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