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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300辆战车配3000名战士，规模很小。春秋时期，一般诸侯国，都有1000辆战车，比如鲁国初封于曲阜，就是“革车千乘”（《诗·鲁颂·宫》、《礼记·明堂位》）。当时，够格的大国，如齐、秦、晋、楚，都有上千辆兵车，习惯上叫“千乘之国”（《左传》哀公十四年）。但实际作战，真正出动的兵车，大概只有几百乘，最高记录，也就是800乘。如城濮之战，晋军出动过700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成公二年）；鞌之战，晋军出动过800乘（《左传》成公二年）；艾陵之战，齐军出动过800乘（《左传》哀公十一年）；子产伐陈，郑军出动过700乘（《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当时，战车配战士，即所谓乘法，多半是十人制，一车配甲士10人，“千乘之国”，只有甲士1万，即使照《司马法》佚文的规定（详下），再加上两倍的徒，也只有3万人。西周军制，师是最高一级（当时有殷八师、西六师）。春秋，最高一级是军。《周礼·夏官·叙官》说：“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千乘”与“三军”，是大体匹配的概念。研究春秋军制，大家经常举晋国的例子。晋，前678年（曲沃并晋之初），武公只有一军（《左传》庄公十六年）；前661年，献公作上下二军（《左传》闵公元年）；前632年，文公已有上中下三军；前588年，景公作六军（《左传》成公三年）。另外，晋国的建制步兵，也出现最早，城濮之战以前就有（《左传》僖公十年已提到“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城濮之战后，增加为上中下三行。三军加三行，乃有六军，拟于天子之制。如果按《周礼》12500人为一军来计算，六军就是75000人。前人估计，春秋时期，战争规模只有几万人，大体可信。但春秋晚期，变化较大。当时的两强，战车增多。如晋国有49县，每县出长毂百乘，共有战车4900乘（《左传》昭公五年）；楚国更多，光是四个边邑大县：陈、蔡、东不羹、西不羹，就“赋各千乘”（《左传》昭公十三年），加起来，也有4000辆。楚国的兵车数量，绝不在晋国之下。
这里讲的规模，应是常数。它反映的是春秋晚期的战争规模：兵车分两种，各1000辆；士兵皆带甲，有10万人。这个数字，比起春秋早、中期的车千乘、人三军（约37500人），当然要大，车翻番，兵员增加更多。过去，辨伪学家说，春秋不可能有车两千、士十万，恐怕是低估了当时的水平。《孙子》的话，不一定是夸大。
讲兵法，这个背景知识很重要，我想多说几句。
研究中国古代战争，战争规模很重要。我们都知道，18世纪以前的欧洲，很少有10万人以上参战。我国不一样，早在春秋晚期，10万就不算啥，只是平均水平。战国时期，规模更大。当时的子书，常有“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的说法（见《庄子·渔父》、《韩非子》的《爱臣》、《备内》）。战国早期，我们不太清楚，估计与春秋晚期接近，很多国家，兵力还在10万以下。比如三家分晋后的魏国，战国早期是第一强国，名将吴起，事魏文侯、魏武侯，他的理想，就是“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吴子·励士》）。但战国中期，特别是晚期，情况大变。前303—前301年，齐、魏、韩攻楚，败楚于垂沙。前300—前296年，赵攻中山，灭中山。这两次战役，都出动了20万人。当时，七大国都有几十万军队，秦国甚至有上百万的军队。伊阙之战（前293年），白起破韩、魏，斩首24万；鄢之战（前279年），白起引水灌城，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华阳之战（前273年），白起破赵、魏，斩首15万；长平之战（前260年），白起坑赵降卒40万。光是这四大战役，就杀人上百万人之多。我们估计，山东六国，兵力不如秦国，平均水平也在50万左右。全部加起来，约有400万。当时，国土没现在大，人口没现在多，军队却如此庞大，死伤却如此惨烈，完全是“世界大战”的水平。我国兵法发达，这是基本背景。
兵法是用流血的经验换来的。
第四讲 作战第二作战第二（4）
上面这段话，我们应该做一点解释。我们先谈《孙子》的车制和乘法。这里提到两种战车。“驰车”一词，古书少见，似乎只见于《管子·七臣七主》、《孙子》佚文（《通典》卷一五九引“吴王孙武九地问”佚文）和《吴子·励士》。从字面含义看，是一种比较轻便，利于驰击的战车。“革车”，古书多见，《左传》、《公羊传》、《周礼》、《礼记》、《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很多古书都有这个词。汉唐旧注，都说革车是兵车，这点不会错。如据孟子说，武王克商，就是用这种车（《孟子·尽心下》）。从字面含义看，革车可能是一种蒙皮的战车。如郭璞就认为革车是皮轩，即一种蒙虎皮的战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这两种战车，革车的名称更古老，当是本来意义上的战车，但汉代已不大听说，宋以来的革车是复古之作，与此无关。驰车是长毂车，是改进过的新型战车。驰车轻便，利于攻；革车笨重，利于守，各有各的用途。
这段话，曹注的解释并不对。他注这一段，影宋本《魏武帝注》和宋本《十一家注》不同，古书引用也不同，有些错字，我在《〈孙子〉古本研究》中做过整理。他说，驰车是轻车，革车是重车。如果前者是轻型战车，后者是重型战车，这个说法可以接受。但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的说法，是出自《司马法》，不是今本，而是佚文。他是把驰车当《司马法》的“轻车”，革车当《司马法》的“重车”。“轻车”，古书多见，例如《左传》、《周礼》、《管子》、《司马法》、《六韬》都有这个词，《孙子·行军》和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也有，汉代或更晚，还在用。重车，是辎车，也简称辎或重。辎车、辎重或辎、重，古书也多见，汉代或更晚，还在用。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司马法》的车，轻车是战车，重车是辎重车，后者也叫“辎辇”（简称“辇”，夏称“余车”，殷称“胡奴车”）。古书中的驰车、轻车、革车都是马拉的战车，用以载人；重车是牛拉的辎重车，用以载兵器、衣装、粮秣。革车绝不是重车。
中国古代的军用车辆分两大类。一类是马车，一类是牛车。马车，通常用四匹马拉，四马驾一乘，称为一驷或一乘，只载人，不拉货，跑得快。比如这里讲的“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就都是马拉的战车。牛车，通常用一头牛拉，专负重，不载人，走得慢。比如本篇下文的“丘牛大车”，就是后一种。前者叫小车，后者叫大车。《论语·为政》说“大车无，小车无”，包咸注：“大车，牛车。”“小车，驷马车也。”邢昺疏：“云‘小车驷马车’者，《考工记》兵车、田车、乘车也，皆驾驷马，故曰驷马车也。”驷马车，不光是战车。打猎的车，平常坐的车，也可以是驷马车。古人服牛乘马，把这两种动物驯化，用它们驾车，什么时候才有，是考古学家热衷的大问题，也是军事史上的大问题。车的发明，关键是轮子。曳车，可以靠牛靠马，或其他动物。牛的驯化在前，马的驯化在后。牛车比马车发明早。西语，一般的畜力车只叫cart，牛车是ox cart，用作战车的马车才叫chariot。马车的重要性，是它的速度、机动性和冲击力。它在军事上的应用，太重要。驯化马和马车，最早是出现于中亚。战车，西亚、埃及、希腊、罗马都有。大家都有过车战时代。骑兵的崛起是在后来。我国文献，传说薛人的祖先奚仲发明车，商人的祖先相土发明乘马，王亥发明服牛（《世本·作篇》），时间都在夏代。但马车，考古发现，目前最早，是商代晚期的车，更早的发现还没有；牛车，情况不清楚（图一九）。偃师商城发现过车辙，有人认为是马车留下来的痕迹，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牛车，即辁车（用无辐木制车轮运行的车）留下来的上引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探讨这一问题，有件铜器值得注意，即西周晚期的师同鼎。其铭文，是记周人和戎胡之间的战斗。周方的军官叫师同，他的缴获物中，有两种车：马车和牛车。马车叫“车马”，牛车叫“大车”。这是马车和牛车共用于战争的绝好例证。过去，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这一铭文。
下文“破车罢马”是马车，“丘牛大车”是牛车。
古代战车，一般都是四匹马，三个人。但也有例外：一人、两人或四人。普通兵车，左边的人叫“车左”，执弓矢；中间的人叫“车御”，执辔；右边的人叫“车右”，执戈矛。三人衣甲，称“甲士”，甲士的头子叫“甲首”。军帅之车，车御在左；军帅居中，执桴鼓；车右在右。这是车兵。车兵的泛称是“士”。“士”还包括车下的7名甲士。甲士10人，包括带甲的步兵。这种战斗人员，都是贵族武士。还有一类步兵，一般叫“徒”。“徒”，本来是贱役之称。他们随甲士出征，主要是当牛倌马夫，古人叫“厮徒”、“厮驭”、“徒御”，曹注叫“厮养”，现在叫饲养员。其他杂活也有分工，汲水打柴，曹注叫“樵汲”；烧火做饭，曹注叫“炊家子”，现在叫炊事员；保管被服，曹注叫“固守衣装”。这些人是勤务人员，专干各种杂活，地位很低。“卒”是类似名称，也是在兵车后面，给贵族跟班跑腿。他们也叫“步卒”、“徒卒”，偶尔还叫“徒兵”、“步兵”。
“带甲”是穿甲戴胄的车兵和步兵。甲，用来保护身体；胄，用来保护头部。
早期乘法，士徒混编，经常合称，但士是士，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