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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如果将农民的负担看作是一种变相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话，可以看出，个人收入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在城乡之间是反向的。而在城市内部，工薪阶层与非工薪阶层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三，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100亿元，失业保险业只有190亿元。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同时需要改变目前保富不保贫的社保模式）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三是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资强劳弱是世界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劳动者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
消解社会矛盾任重道远
在最近几年中，社会矛盾突出集中在下述几个焦点问题上：征地与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失业与贫富差距、腐败以及农民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需要有一些基本判断。
有一些问题是相对明确的。比如失业问题。近两三年，是中国失业问题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表现在，以“老失业群体”为主体的失业现象，已经达到峰值。而“新失业群体”的问题则开始凸现出来。这里所说的“老失业群体”，是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由于“减员增效”式的国有企业改革高潮已过，由此造成的失业下岗现象也在最近的一两年达到峰值，目前的问题是由下岗向失业的并轨。尽管失业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但大多是由下岗转化而来。对这部分人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保障的问题（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会越来越突出。而“新失业群体”就是原来人们所说的待业青年。在一些地方，“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的人数。比如，在湖北省某市，前者的人数已经相当于后者的三倍。而这个数字仍然在不断增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将会成为我国失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后，我国每年实际新增劳动力都在1000万人以上。有专家预计，在今后几年中，我国新增劳动力中实现就业的比率只有40％~50％，而没有能实现就业的，就会加入到这个“新失业群体”中去。这也是今后若干年中对中国就业最严峻的挑战。此外，“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和贫富悬殊问题，大致也比较确定。“三农”问题虽然仍然难以找到根本性的解决途径，但近年来政府陆续出台的政策有利于使这个问题在短期内得以缓解。对于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虽然在不断加大，一些反腐防腐的措施也在制定中，但腐败现象的根本性遏制，仍然路途遥远。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会得以持续。
《博弈》 第三部分深化改革，走向2005（2）
另外的一些问题则显得晦暗不明。其中最突出的是失地农民问题。在最近几年中，因拆迁和征地引起的利益冲突和上访事件明显增加。到2003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开发区达6000多个，开发区的用地面积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面积的总和，其中绝大多数是违规修建。2004年，中央政府明显加强了土地治理整顿力度和拆迁的规范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明确提出，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内，暂停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暂停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的各类规划修改，暂停修改涉及土地利用的各类规划。“三个暂停”被普遍认为是冻结了土地审批。此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用以防止反弹。经过治理整顿，2004年7月国土资源部宣布，圈地之风终于大体上被遏制。但在土地问题上，隐患仍在。第一，目前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主要是行政性的，有关的法治并不健全。特别是在实践中，有法不依的现象普遍存在。第二，层层消解土地管理制度的动力仍在。在一些地方，即使是已经处理的案子，只要不是空置的，最后基本上都可以依法补办用地手续。所谓“补票上车”。第三，过去几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造成4000万农民失地失业，在其补偿金花完之后，其生计问题会浮现出来。而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也大体类似。尽管2003年和2004年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不错的效果，但起作用的主要是临时性的行政措施，有关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建立起来，农民工工资拖欠的现象很可能卷土重来。而拆迁（包括水库移民）造成的后遗症，将会在相当长时间里难以彻底解决。
在各种社会矛盾中处于明显凸现状态的，就是劳资关系和劳工权益问题。在市场经济框架基本确立、民营经济成为我国经济主要组成部分之后，劳资关系势必凸现出来。近些年来，由此种关系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但规范劳资关系的制度安排基本付诸阙如。因此可以说，如何解决新背景下的劳资关系，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均衡机制的基础是表达和博弈
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是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博弈的结果。在2004年，关于国企改制以及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由资本发动的足球革命的发生，劳资冲突的频繁发生，昭示着多元利益主体已经开始形成。
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能力的不同上。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异，尤其是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
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如游行、请愿、罢工等。在西方市场国家中，弱势群体即使拥有这些权利，他们也仍然处在弱势的地位。而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弱势群体连这些最基本的权利也没有的情况下，他们就只能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表面上看是避免了一些麻烦，但结果是使利益格局进一步失衡，并为更严重的社会冲突埋下祸根。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年底，全国总工会的几个动作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第一，坚定支持工人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全国总工会表示，针对那些不建工会的“钉子户”，全总可能采取以下措施：与当地政府和企业职工上下合作，对不建工会的企业情况建立名单档案；依法通过上级工会派员帮助企业组建工会；与劳动行政部门合作，对企业提出异议；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支持来自农村的工人加入工会。全国总工会下发的《关于组织各种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及机关的劳务工加入工会的通知》明确要求“凡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及机关从业，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含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务工，不论户籍关系在哪里、用工形式如何、就业时间长短，都要依法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目标是：“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组织。”为此，通知还提出了六大措施。第三，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全国总工会向政府提出建议：出台企业工资支付信用制度、工资支付办法、工资支付报告制度、欠薪保障制度等，杜绝拖欠工资现象的产生；建议在各类企业广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决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建议劳动监察部门严格执法，除责令欠薪企业补发所欠工资外，还必须支付法定数额的赔偿金。全国总工会还建议修改刑法，对重大、恶性欠薪企业负责人追究刑事责任。
应当说，强化工会的作用，使工会能够真正成为工人表达和争取利益的组织，是形成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的必要条件之一。2005年有望在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突破。而即使是很有限的突破，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建立容纳利益机制的制度安排
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因此，应当把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能力，看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形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