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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第三部分突发事件与常规化机制（上）
突发事件与常规化机制（上）
2004年的银川出租车事件对于中国政治社会生活来说可能具有的长久意义，使得我们需要不断对这个事件进行反思和讨论。
反思和讨论这个事件的一个基本背景是：在过去20多年改革的过程中，社会分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这意味着社会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而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发生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将会成为一种频繁发生的、常规化的社会现象。这种利益矛盾和冲突既可能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之间，也会发生在政府与民众或政府与民众中的某些特定群体之间。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当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发生的时候，如何来处理这种矛盾和化解由此产生的冲突与纠纷？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
在这个背景之下来讨论银川出租车事件，至少有如下几点是可以注意的。
首先，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具体的利益矛盾引起的冲突事件。出租车行业是一块“油水”很大的蛋糕。现在银川市有6000多辆出租车，每辆车每年都要向有关部门交纳高达6万~8万元的各种费用。大体估算起来，每年出租车行业上交的费用高达4亿~5亿元。银川出租车事件事实上就是围绕这块巨大蛋糕的分割引起的。尽管有关部门的人员解释新规定的出台是为了规范出租车行业的管理，是为了解决目前存在的诸种问题，但新办法实施减少了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增加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收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说这是政府与民争利，有人说这是近年来导致政府职能错位的“经营城市”的理念造成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利益冲突中的是与非，我们要关注的是冲突的内容与性质，即这是一场由利益导致的矛盾和冲突。注意到冲突的这个内容与性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多少年来，我们往往将这样的冲突与矛盾人为地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正如这个事件后来的演变所表明的，冲突的内容本身很简单，就是利益的问题，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银川市政府在处理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没有将事件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没有把出租车司机反对某个政府部门的一个具体规定等同于反对政府，没有将出租车停运的集体事件上纲到扰乱社会生活破坏社会秩序上来。对于事件本身的这种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解决冲突的方式设下了基调。而在以往的类似事件中，将事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势必导致用政治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造成矛盾的激化或是只能靠强力将一方压制下去。
还需注意的一个特点，是这次的利益冲突是发生在政府与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之间，即政府与出租车司机之间。这使得冲突本身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如前所述，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利益冲突可能发生在不同群体或阶层之间，也可能发生在民众与政府之间。一般地说，发生在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敏感性是比较低的，而发生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敏感性是比较高的。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比较熟悉或接受了发生在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冲突，并且有了一些制度化的化解冲突的机制，如劳资矛盾和冲突。在原来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时候，企业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职工与企业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民众与国家的矛盾。罢工的权利之所以被取消，理由之一就是由此造成的损失不仅是企业的，也是国家的。而在今天，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非国有企业中就业的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在国有企业中就业的人数。这样，劳资关系就开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基本社会关系。在最近的几年中，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已经开始成为一种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而政府也开始努力在调节劳资关系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但发生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不同了。因为其中的一方是政府，这就要比纯粹社会中的冲突更为敏感。但这次银川出租车事件告诉我们，即使是发生在政府与民众间的冲突，其敏感程度也可能是很有限的。关键的问题是事件本身的性质以及如何来处理这个事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次冲突全然是由利益矛盾引起的。而由利益引起同时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介入的冲突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冲突的目标是有限的，在这次事件中出租车司机的目标就是废止新出台的规定，而且是仅此而已，没有其他的目标与要求；二是利益表达的方式是理性化的，尽管在整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过火或暴力的行为，但总的来说，表达的方式是理性化的；三是这种冲突是可以通过谈判、讨价还价、让步、妥协的方式来解决的。这个事件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提示人们，在冲突中如果将政府牵涉其中，并不意味着冲突一定是高度敏感的。这时，政府的理性态度就异常重要。
对于这次事件，事后人们也提出了种种的假设，比如，如果事先能更充分地听取民众的意见，能够进行更细致的听证，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事件的发生？如果在出租车司机发起集体停运行动后马上就做出恰当的反应，是不是可以使处理的结果更好一些？这样的假设当然都有道理，但我们更愿意以一种并非尽善尽美的要求为前提来看待这个事情。而这次事件的独特意义也在这里。
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政府，也不可能保证出台的每一个政策都正确，也不能保证在冲突发生后每一个反应都准确无误。关键的问题是，在冲突已经发生的情况下，能不能用恰当的制度化的方式来有效地解决问题。就这次事件而言，政府有关部门工作的失误是显而易见的。据说，在事发前，政府有关部门曾进行了四个月左右的调研和文件起草修改工作，新规定的要点在出租车司机中曾遭到强烈反对。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按有关部门的意志形成了文件。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有关部门并没有把反对的意见当回事。引发事件的这两份文件于2004年7月28日在《银川晚报》上发布，第二天出租车司机就发动集体停运，计划为期约四天。7月30日晚，银川市政府曾发布通告，表示原定于8月1日实施的《办法》、《规定》暂缓执行。8月2日晚，市政府再次发布通告，明确表示《办法》和《规定》不再执行，继续执行原有的出租车经营管理的有关规定，这一通告得到了出租车行业代表们的热烈掌声。8月3日，银川市市长刘学军发表电视讲话向市民道歉。就整个过程来看，尽管前期政府的举措有失误，并由此引发了有很大影响的集体事件。但我们接着看到的是，政府很快采取有效的应变措施，以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几天的时间过去，事件悄然平息。这说明，只要形成有效的反应机制，即使是发生有较大震动的突发集体事件，即使事件将政府牵扯其中，这种集体事件并不见得就是洪水猛兽。突发事件与常规化机制（下）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突发事件与常规化机制（下）
突发事件与常规化机制（下）
在报道银川出租车事件的时候，有的媒体使用了政府何以“投降”的字眼。也许，在多少年的社会生活中，很少有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向市民道歉的事情，更很少有在市民压力下道歉的事例，政府的“投降”给人以新奇感。其实，在这次集体事件中，政府并没有投降，而更有价值的意义也不是政府或哪一方的投降，甚至可以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在于哪一方也没有投降。
如上篇所述，银川出租车事件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事件。这种利益冲突的目的是利益博弈和解决问题，冲突的结果往往不是哪一方的彻底胜利，而是妥协和让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这个事件给予这样的重视，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我们将会面对的经常性的社会冲突形式，而当地政府的处理方式又体现了一种现代社会已经成为惯例而对于我们来说还觉得陌生的解决方式，特别是这种解决方式本身具有丰富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的含义。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目前事件的结局，并不是引发事件问题的最终解决，而只是对于冲突的暂时化解。而所谓“投降”的说法，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宁夏出租车事件是以出租车司机的彻底胜利和政府的收回成命的结果而结束了。其实，事情的本身不是这样的。
事件的过程表明，被收回的有关部门的“规定”和“办法”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存在，更并不意味着原来存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被称为“道歉讲话”的银川市市长刘学军在《关于出租车营运人员上访的电视讲话》中，他首先“因部分出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