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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背景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之后，过去由种种行政性制度安排造成的二元结构（我称之为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开始出现松动，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入城市。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三元结构，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到城市打工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城市的居民、农村的居民和流动到城市中的农民工构成的三元结构。这个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二元结构的变动，说明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出现了新的因素。但这个概念也容易让人产生一些误解，仿佛这些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正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半路途中，换句话来说，就是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一种“过渡形态”。
然而，这样的一种理解是有问题的。在2004年，我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民工荒，据有人很粗略的估计，大约有几百万的打工者离开打工的场所回到了农村。这次民工荒现象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弄明白这些流动的打工者在社会结构中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这次民工荒的发生，不外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打工的收入低、生活费用却在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税费的减免、国家对粮食种植的补贴以及粮食和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务农的收入有了提高。
《博弈》 第三部分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2）
根据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4年1~9月份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年份。这样的增长幅度无疑是很大的。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又会发现，这种增长的绝对数又是很小的，平均每个农村人口全年不过300元左右，每个月大约20多元。每个月2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大约相当于麦当劳的两个巨无霸。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数量，却成为造成民工荒的一个原因，成为使得流动打工者从城市走回农村的砝码。这说明，如果说这些流动的打工者是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路上的话，他们也是走了非常小的一步。换言之，与其说他们的流动打工生涯是城市化的“过渡形态”，不如说他们仍然是临时到城市打工挣钱的农村人。这样的理解对于预测我国城市化的前景、社会结构演变的前景和以及流动打工者的未来，都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流动的打工者不能在城市定居下来？我们过去更多强调的是户籍以及其他的制度因素。但实际上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这里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目前有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不同的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3倍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典型个案研究的数据大约是45倍。而一些专家计算的结果，如果将福利等因素加上，大约是6倍左右。现在世界上城乡差距排在第二位的是莫桑比克，是3倍。而我们比第二位的还高一倍。所以可以说城乡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而这个城乡差距复制到城市中，就是二元劳动力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人与流动到城市中的农村人，实际上是从属于两个非常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这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情况姑且不论，仅就工资而言就有着巨大的差距。作为流动人口的打工者在专门属于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收入，虽然对于其农村的生活来说是可观的，但对于以相当于农村人均6倍收入为基础的城市生活来说，流动打工者的收入无论如何是无法支付其一家大小的生活费用的。
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最初也许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是以种种制度性排斥为基础的。但演变到今天，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因素在起作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劳资关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手段的缺乏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但除此之外，更应当注意到的是目前我国特有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中，至少有三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个因素就是虚拟资本的因素。有研究表明，现在整个世界上，虚拟资本和实际资本的比重是5∶1，在中国是1∶1。虚拟资本开始成为积聚财富的重要形式。一次资本运作的收益，可能抵得上几万工人一年的收入。第二个因素是高科技。高科技所形成的垄断价格，使得低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微乎其微。第三是跨国公司的鸡肋式订单。这种订单使得制造业企业往往只能压低工资等方式才能赚得微薄的利润。由此可见，目前阻碍农民真正进入城市的因素已经变得更为复杂。生活在两个二元结构的夹缝中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生活在两个二元结构的夹缝中（1）
生活在两个二元结构的夹缝中
新失业群体的概念提出之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2005年的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关于积极稳妥安排“新失业群体”的建议》的议案，议案指出“新失业群体”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在就业安排上，也应“面向下一代”，优先安排“啃老族”。在昆明市，16位人大代表向昆明市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请政府及早关注昆明“新失业群体”，加大职业培训的投入，提供政策、制度资源，为“新失业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由于一系列统计数据和调查结果的公布，原来不甚清晰的新失业群体的整体状况开始逐步清晰起来。劳动部《2003~2004：中国就业报告》披露，目前城镇新增劳动力中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幅为632％。广东省社会和劳动保障厅调查显示，2004年第三季度全省城镇新成长失业青年为1356万，数量已经超过下岗人员。在需要就业的人群中，16～34岁年龄段约为5015万，占总量的8398％。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数据表明，15~29岁的中国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中国目前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而且失业青年大部分为长期失业。
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新失业群体的数量迅速增加？新失业者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而处于失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往往将他们的失业归结于这一代青年的自身特征，如由于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平时娇生惯养，怕苦怕累；他们接受的是应试教育，在技能上没有任何长处；眼高手低，就业期望值过高等等。甚至有人发现，在这批失业者中存在一种较为广泛的主动失业现象，即他们对工作本身没有强烈的渴求，当希望和现实存在较大偏差时，他们甚至拒绝参加社会培训，认为那是专门为中年下岗者设置的。这些观点所强调的，主要是这些失业者自身的原因。这些因素是不能否认的。但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是表现在如此之多的人的身上，我们就不能仅仅关注这些个体的因素，而要看到背后隐藏的结构性问题。
这个结构性问题就是由两个二元结构形成的夹缝。
其中的一个二元结构是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皮奥雷等人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两个市场或部门：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并且这两个市场中的劳动力是相对固定的。初级市场的特征是，高工资，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提升机会，就业的稳定性，工作规则是公平的和有适当程序的。而次级市场的工作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几乎没有提升机会，就业不稳定。工人与监督者之间的关系过分人格化，严酷、专断的工作纪律等。在中国，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是以通过户籍制度体现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出来的。因此，这个二元结构带有很强的社会身份的特征。直到目前为止，在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仍然存在根据户籍制度决定工作岗位的现象，同时对主要是以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外来人口的就业设置很多限制。这样就形成了主要以城市劳动力构成的初级劳动力市场和主要以农村劳动力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而且，在中国的情况下，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而形成的劳动力几乎无限的供给，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相差要更为悬殊。
同时，由于城乡两部分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城市与农村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这就是生活世界中的二元结构。目前我国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三倍多。
《博弈》 第三部分生活在两个二元结构的夹缝中（2）
如果加上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等因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有六倍之大。即使纯粹以货币收入而论，在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422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936元。这样一来，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所需要承担的生活费用几乎有天壤之别。跨国人力资源顾问公司Mercer公司2002年7月公布的世界主要城市生活费用调查显示，香港的生活指数为世界第一，北京与上海分别排行第四位及第五位，仅次于莫斯科和东京。而在农村，我国为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设定的贫困线是“年收入637元”，即月均53元。
如果将这两个二元结构交叉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