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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一段时间，农民工或流动人口的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这个情况说明，以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来替代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走到尽头；如何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大量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定居下来，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有两个现象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第一，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相应的快速城市化过程没有出现，反倒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候鸟式的流动人口。根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在2000年进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121亿人。其中，省内流动的有7865万人，占65％，跨省流动4242万人，占35％。而到2003年，我国流动人口总数已达14亿，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第二，经过2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特别是第二和第三产业有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国际上的制造业不断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开始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但支撑起这个制造业的，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甚至支撑今天第三产业（主要是其中下端部分）的，有相当一部分也不是市民，而是上述流动人口或流动劳动力。据最新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现在占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在建筑行业甚至占80％。
上述两个因素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由此导致的消极后果则在日益凸现出来。其中最突出表现在，第一，大部分工业及相当部分第三产业中的从业人员长期处于流动状态，不利于提高这些人员的素质，从而也阻碍了这些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第二，形成了城市中或工业中的两个劳动力市场。由流动劳动力构成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劳动报酬过低，而且普遍缺乏社会保障。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人均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整个经济的增长，国内市场由于购买力低而处于萎缩状态，经济增长不得不严重依赖出口。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城市中逐步沉淀下一批收入低下而又缺乏社会保障的人员，再加上城市本身由失业等原因形成的贫困现象，一个规模可观的城市贫困群体开始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也由此而引发。第四，每年春节期间的春运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大量流动人口在春节期间返乡过节，使得春节期间的运输严重超负荷。对于流动人员来说，大幅度上浮的旅行费用成为他们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流动人口严重依赖的铁路部门则抱怨说，他们在春运中是赔钱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提出如何使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问题，也就是使流动人口能够在城市中逐步定居下来，从而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应当说，从长远来看，使流动人口定居下来，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协调利益关系和缓解社会矛盾，甚至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都是一个根本性的措施。现在的问题是，流动人口的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如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对其中的具体情况做一个具体分析，就会发现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
这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相对于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来说，流动人口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实际上，总数达一亿多人的流动人口是由不同的成分构成的。大体来说，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工业中的从业人员。有数据表明，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其比例高达827％。其中制造业、建筑业和采矿业分别占到662％、130％和35％。第二种是城市中低端第三产业中的个体从业人员，如餐馆中的服务员、保姆等。第三种是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人员，包括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主，也包括自由市场中的小商小贩等。第四种是失地失业的农民，按照一般的说法大约有4000万人，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获得了城市户口。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四部分流动人口与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而得出的结论甚至会使我们看到，产业工人化与市民化也不是可以一致起来的概念，这两个目标很可能是错位的。
在这四部分流动人口中，与市民化最接近的可能是从事经商等活动的流动人口。其中生意成功者已经在城市中拥有自己的住房，子女通过交纳各种不同名目的赞助费用在城市的公立学校中就学，甚至在其中的重点学校就学。他们的生活往往高于一般的市民，而且在城市中有他们的社交圈子，他们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市民。但即便如此，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所在的城市，他们没有城市的户口；在得到城市服务的时候，需要交纳更高的费用；不能享有该城市的种种福利和社会保障；在一些城市甚至不能向该城市的市民那样购买汽车。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并不高，甚至具有一定的被歧视感。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是要解决他们市民身份的名实相符问题，而这实际上并不难做到。
从事一般性经营活动的流动人口，如市场中的小商小贩，情况则不同。他们一般收入并不高，无力购买城市中的住房，子女也无法进入公立学校读书，其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也与他们无缘。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在城市中落脚多年，对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甚至也有了较多的人际关系的积累。因此，尽管他们在城市中居无定所，但他们在城市中维持生存的能力很强，其中部分人的收入可以维持全家人在城市中较低水平的生活。因此可以认为，这部分流动人口，是市民化可能性比较大的人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制度性歧视（特别是在子女就业等问题上），使之能够在城市中逐步定居下来。当然，这需要户籍制度以及相应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
在流动人口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在工业中从业的农民工和在低端服务业中就业的人员。所谓流动人口的产业工人化，主要是就在工业中从业的农民工而言的。但如果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部分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却最差，可能性也最小。而事实上，如果不能实现市民化，其产业工人化的程度也就会大打折扣。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建筑业的农民工。他们目前虽然是在城市中做工，但即使是在城市中做工的经历，也无法使得他们向城市更加靠近一步。最近的一个调查表明，这些在工业中从业的农民工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农民而不是城市人，他们只是临时出来挣点钱的农民而已。问题是，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的问题涉及的主要就是这部分人，这部分人的问题不解决，在工业中从业之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的问题就基本没有解决。正如我们在以前曾经讨论过的，对于这部分人来说，需要解决的还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甚至首先不是户籍的问题，更现实的是如何使他们的收入能够维持自己及全家在城市中低水平的生活费用，如何在社会保障等制度上将他们真正纳入其中。然后户籍的问题才有可能提上日程。
而实现市民化最迫切的无疑是失地农民。到目前为止，完全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的，已经达到4000多万人。据估测，在今后20多年中，还会有大约4000万人加入这个队伍。虽然他们获得了数量不等的补偿款，其中的一部分人还转成了市民身份，但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地失业没有社会保障的状态。在补偿款用完后，有些人会处于生活没有来源的状态。因此，如何使这部分人获得新的谋生手段，甚至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的市民，无疑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1）
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
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乔治·吉尔博伊（George JGilboy）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委员埃里克·赫金伯瑟姆（Eric Heginbotham）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拉美化？》。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农村的危机是否正在向城市转移。而这个转移的过程是与近年来发生的大规模圈地运动、快速的城市化和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直接相关的。他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原来在小块土地上劳作的贫困的农民开始变成在城市中从事危险工作的贫困移民，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拥有城市人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网络给他们提供保护。
2005年1月11日的《新周刊》则以《为什么乡村开始仇恨城市？》的醒目标题报道了一些专家对类似现象的担忧。按照长期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陆学艺先生的说法：“中国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你的粮食却不要你的人，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而齐建国研究员的分析则是：“现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像是两个体制的东西，完全不能沟通，社会学上把它叫做二元经济。以前农民还可以守着土地，居民守着城市相安无事，现在的问题是，当城市化把农民的土地剥夺了，却不要农民，农民就成了游离的人，对城市的怨恨开始产生，这就很容易造成社会问题。”
这两则信息启示我们需要对近年来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以及由此体现的城市化过程进行认真的反思。
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和城乡关系的学者中，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中国农村问题只有放到城乡关系特别是城市化的背景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没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