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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多大一会儿？一个知青又问。吃一顿饭的工夫吧。我说我日付连战他妈。那个画宣传画的知青突然喊了一句。这句话后来传开了，在那个夏天，这句话传得妇孺皆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付连战显然也会知道这个咒语，可他好像并不害怕。说来奇怪，别的人越议论他，越是宣称要“日他妈”，他好像就越高兴，越神采奕奕。他现在与白老师像一对鸳鸯似的，出入教室、校园，也一起到村里的打麦场散步、乘凉，遇到人，就停下来寒暄几句，表扬那个人的孩子，说孩子的学习有进步。他似乎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和白老师的关系非同一般，即便还没有完成“火车挂钩”，也是指日可待了。那些天，乔凡新一到晚上就从邻村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在打麦场上到处乱蹿。人们当然要向这个全村最有文化的人请教问题：为什么付连战不怕人议论，故意让别人都知道他要和白知青“火车挂钩”？乔老师的阐释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他的阐释大致如下：付连战的那玩意儿不管用，他乐意造出这种桃色新闻，以显得他那玩意儿是管用的。其实，他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乔老师的话，人们通常是相信的，但他的这段话，人们却将信将疑。不过，既然那茅坑有人占着，别人就无法再去占了，村里的妇女们因此心里很踏实。她们在听到男人咒骂付连战的时候，还要替付连战说几句好话，说付连战其实是个好人，从来没有打过学生。她们说，有时候学生把付连战都快气死了，付连战也不打学生。
当然，说过这些话之后，她们也愿意讲一些付连战的笑话，借付连战欢笑一通。她们经常提到的一个笑话，因为跟我有关，我觉得最有意思。说的是付连战有一次送给白知青一只冬瓜，白知青放在那里一直舍不得吃。后来。别的知青来学校找白知青，她才把它拿出来。放到案板上一切，一泡臭水流了出来。白知青说那是付校长送给她的，是付校长亲手种出来的。他们一听这话，就恼透了。他们把切开的瓜还给了付连战，付连战为了证明那瓜能吃，就把它炒成菜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这个玩笑里包含有虚构的成分。据我所知，那只切成两半的瓜，后来扔在井边，成群的苍蝇在上面盘旋，并没有人吃它。当时，我并没有站出来说明这个事实，所以，它以讹传讹，流传了很久。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给父亲重复了这个故事，当时，他们二人哈哈大笑。我忍不住说道，付校长并没有吃。我刚说完，他们就说：你怎么专门让人扫兴，快点滚开。下妨来总结一下，所有跟白老师有关的故事，都是由白老师的哭引起的。白老师的哭所引起的系列故事，使枋口人在地震的威胁之下，欢快地度过了一段让人恐惧的岁月。正像我讲的真话（付校长并没有吃掉那只瓜）让父母扫兴一样（他们宁愿相信确有此事），后来，白老师讲的一段话，也让大家有点扫兴。有一天，班上的李万龙和一帮同学去济水河游泳，李万龙差点被淹死。白老师听说之后，跑到河边，和同学们一起把他抬了回来。李万龙恢复过来之后，觉得自己不会游泳有点丢面子，就故意显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嬉皮笑脸，还夸张地吹口哨。白老师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一下，斜眼的李万龙就老实多了，他乖乖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哭了起来。白老师息怒之后，向李万龙道歉，说她不该打他。
她的道歉，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莫名其妙：打就打，还道什么歉？我们都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白老师说了一个故事。她说，她有一个弟弟，像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在游泳池里淹死了。我们都没见过游泳池，所以白老师解释说，游泳池就是用来游泳的湖，有两三个教室这么大。她说，她是在晚上和弟弟翻过墙到池子里游泳的，弟弟先下去，下去就没再上来。她说她现在想起此事，就觉得自己有罪，因为是她把弟弟领去的。说完这话，白老师就站在讲台上哭了起来。她一哭，我们也都跟着哭了。她哭得很凶，后来她捂着脸跑出了教室。白老师讲的这则小故事，我们回去就对大人说了。他们的反应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打麦场上，他们听过我们七嘴八舌的讲述之后，有的说，想不到白知青把弟弟害死了，这个女人不寻常；有的说她是在编故事吓学生，她的弟弟要是死的话，她就该在家里伺候爹娘，不该来枋口；还有许多家长说，她是编故事扫大家的兴，好像她不是为了丁奎哭，她要是想哭，什么时候都可以哭，为什么非要等丁奎死了之后才去哭。最后这种说法占了上风，大家慢慢都认同了这一说法。当然，大家也都纷纷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再到河里游泳。李万龙他爹起初还说要买盒饼干去瞧瞧白老师，后来，他放弃了这一想法。
他拧着李万龙的耳朵，把他拧到油灯下面，说要检查检查他的耳朵，是不是被白老师打坏了。我们这些孩子站在一边，听着大人们在那里胡说八道。后来，被拧疼了耳朵、被拧得头晕目眩的李万龙突然撒破嗓子喊了一声：地震了——我们全都跟着喊了起来，拼命地喊，喊得鸡飞狗跳。我们看着大人们慌作一团，像一群狗试图咬着自己的尾巴那样，在地上胡乱转圈。他们转了一阵子，想起了我们，想拽住我们，不让我们乱动，可我们全都不约而同地跑开了。大人们在背后哭着喊我们。听着那从未有过的怪腔怪调，我们在黑暗中兴奋得又唱又跳。后来，大人们不再哭喊了（他们发现并未地震），可我们还在跳着唱着。“地震”这个词给人带来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现在被这种感觉引导着，欲罢不能，只能喊叫下去。
鬼子进村桥墩被炸
我们这些孩子站在一边，听着大人们在那里胡说八道。后来，被拧疼了耳朵、被拧得头晕目眩的李万龙突然撒破嗓子喊了一声：地震了——我们全都跟着喊了起来，拼命地喊，喊得鸡飞狗跳。我们看着大人们慌作一团，像一群狗试图咬着自己的尾巴那样，在地上胡乱转圈。他们转了一阵子，想起了我们，想拽住我们，不让我们乱动，可我们全都不约而同地跑开了。大人们在背后哭着喊我们。听着那从未有过的怪腔怪调，我们在黑暗中兴奋得又唱又跳。后来，大人们不再哭喊了（他们发现并未地震），可我们还在跳着唱着。“地震”这个词给人带来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现在被这种感觉引导着，欲罢不能，只能喊叫下去。
审判秋天，割完玉米正要种麦的时候，公社派人下来了，他们在村支书的陪同下，视察了济水河上的桥墩。人们都说，看来要继续修桥了。在这之前，人们都已经听说，北京铁道学院的大学生不久将要进驻枋口，要在这里铺设铁路，架设铁路桥。既然已经把桥墩竖起来了，那架设铁路桥也就太容易了。在人们的心目中，桥墩是可以换着用的。一想到不久之后将要看到火车，人们都有点激动，做梦都要喊毛主席万岁。
人们也都很自然地回想起了那个木匠和民兵营长的老婆玩的游戏：火车挂钩。现在，人们对营长李援朝非常热情，见面老远就打招呼：喂，援朝，听说火车快开来了。李援朝并不答话，他要把说话的力气省下来，用到老婆身上。有一段时间，援朝的邻居夜里睡不好觉，因为援朝老婆一旦哭起来，就像杀猪般地嚎叫。人们都说，全村人里面大概只有李援朝反对修铁路，架铁路桥。
这个说法起初应该是能成立的，后来就难说了。应该把枋口的知青也算进来，他们至少现在还是枋口人嘛。其实，知青们最初也是赞成修铁路的，只是后来听说要炸掉已修好的桥墩的时候，态度才有所转变。连白老师也说：这一下倒好，丁奎算是白死了。村里现在人人都知道桥墩要炸掉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炸。村支书说，种完麦就炸。种完麦，这是个模糊的日期。准确地知道炸桥墩的日期是很重要的，人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猪肉了，吃不起猪肉，都想吃点鱼肉。村支书已经说了，炸桥墩时炸死炸昏的鱼，捞上来分掉，改善改善生活。跟嘴巴有关的事，当然称得上大事，人们一提起爆炸，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谁也没有料到，麦子还没有种完，桥墩就被炸掉了一个。
那天夜晚，人们都被爆炸声惊醒了。不过，人们当初没有想到那是爆炸，人们还以为迟迟未来的地震终于来了，都赤身裸体从房间里跑出来。第二天，人们才知道那不是地震，人们在河边看到了那个被炸了半截的桥墩。当时，太阳已经升很高了，知青们住的大院还是静悄悄的。大院里的几根鱼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虽然那鱼刺已经发黑，但人们还是相信那是他们昨天晚上吃鱼剩下的，并推断桥墩是他们炸掉的。失望总是难免的。失望之余，还有点气愤。事先连个招呼都舍不得打，也太不够意思了。不过，想一想还有四个桥墩立在那里，人们也就不那么生气，毕竟还有吃鱼的机会嘛。所以，人们站在大院里，说上几句“刺把嘴扎烂”、“嘴里生疮”之类的话，就撤退了。问题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并不是烂烂嘴、生生疮就算完事的。
当天下午，社员们收工之后，发现有几个知青被捆在大庙前的一排榆树上。与他们一起下地劳动的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