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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忆起来，在白老师手下读书，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她喜欢把我们领到教室外面上课。每次上课前，都有人抢着抬那块小黑板。上课的时候，小黑板拴在一棵榆树上，树一摇，小黑板就乱晃；黑板一晃，就有人说，白老师，好像地震了。白老师看看黑板，又看看别的榆树，然后又盯着自己的脚看上半天。不要胡说，白老师说，不要自己吓自己。她这么一说，我们就开心地笑起来。有一天，没有一丝风，树叶也不动一下，这让许多人感到着急。后来，乔红军趁老师往黑板上写字的工夫，朝身边的一棵榆树连跺了几脚。我们都看穿了乔红军的心理，没等他本人说话，我们就不约而同、迫不及待地说：报告，白老师，地震了。
大家都这么说，显然不会有错，白老师也就很自然信以为真了。她张着嘴，仰脸看着天，好像地震是在天上发生的。这一次，大家可真的乐坏了，除了乔红军有点恼火之外，别的人都笑得气喘。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在捉弄白老师。虽然从效果上看，白老师是被捉弄了，可这种效果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也很可爱：我们都对白老师那副惊愕的样子非常着迷，在这种时刻，她不像是老师，她只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姑娘。特别是她在识破我们的诡计之后，闪现在嘴角的笑纹，更让我们入迷。
这一次，她愣了一阵之后，笑纹又出现了。我们一下子鸦雀无声，注意力全集中到她那张白净的脸上。既然这能使我们如此着迷，那么故伎重演就势在必行了。但是，付连战过来干涉了。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就在离我们不远的水井边洗衣服，我们上多长时间课，他就洗多长时间衣服，这已成了惯例。这一天，他把脸盆一扔（我们都听见了脸盆着地的巨响），走了过来。经过晾衣绳的时候，他忘记低头了，脖子被晾衣绳勒了一下，使他差一点仰面躺下。他整理了一下头发，拉了拉衣领，继续往这边走。他一直走到白老师面前，才把脸上的愤怒转为和蔼。这群孬种把你气坏了吗？他对白老师说。他把手伸了出去，似乎想和白老师握手，但他很快又把手收了回来。都是乔凡新教的，他是班主任，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都是跟他学的。他说这话时，声音压得很低，但我们还是听到了。当着学生的面，校长攻击一位老师（尽管他已经调走），使我们很感兴趣。不过，对他前面的那句话，我们很难认同，课下，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孬种。我已经快习惯了。
白老师说。习惯了？付连战问道。你们看一看，你们把老师气成什么样子了？付连战转过脸，训了我们一句。他宣布下课，说要让白老师消消气。我们都坐在那里不动。付连战又喊了一遍，我们还是不动。第三次，付连战没有说下课，而是说：都给我乖乖坐好，不准胡说乱动。
如前所述，鬼子们进村之后，都住在大庙。最先搬出大庙的，就是白老师，她住进了学校。乔凡新调走之后，学校空出了一间房。那间房紧挨着水井，现在付连战搬了进来，他把自己的房间给了白老师。白老师经常到井边洗衣服，付连战听见水声，就会走出来，也来洗衣服。洗衣服的场景并没有多大意思，谁都见过，并不稀奇。有意思的是他们洗完以后的动作。通常是他们两个人各拎着衣服（或被单）的两头，面对面地拧衣服，就像拧麻花似的，他们朝相反的方向使劲。付连战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拧的时候，浑身都变了形，屁股上的肉都在抖动，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他脖子上的筋都突了出来。白知青虽然年轻，可是拧不过他，所以她经常摔倒。准确地说，是随着他的不断加力，她在井边不停地更换站姿，换来换去，她就在井边的蕨类植物上滑倒了。她一滑倒，付连战就把拧好的衣服扔到地上，赶快去把她扶起来。他把她扶进房间，然后重新拐回来洗那件掉在地上的衣服（或被单）。
我们当然要把看到的事情给家长们讲，家长们对我们的讲述很感兴趣。我的母亲就很感兴趣。吃过晚饭，母亲通常会问我一句：你们的老师又洗衣服了没有？对此最感兴趣的是那对未生育过的中年夫妇。他们曾来过我们家两次（显然也多次到过别人家），而且是专为此事而来的。他们一来就说，你们家的小洱给你们说过那事没有？什么事？我母亲说。就是他们洗衣服的事。没有，他从来不说这事，他是个闷葫芦，什么都不说。然后他们就把我刚才讲过的事再复述一遍。他们家里又没有人上学，不知道他们是听谁说的。他们其实也不关心洗衣服的过程（这跟我一样），他们关心的是白老师的摔倒。他们说，这样摔来摔去，早晚会出事的。老付没安好心，想让我们断子绝孙。想起来了，原来他们关心的是白老师的肚子。毕竟还没有流出来嘛，母亲安慰他们，没有听说有什么东西流出来，你们不要胡思乱想。还敢等流出来，流出来不就晚了？他们反驳我母亲，并且抱膝摇晃，叹息不止。
鬼子进村村里怪事 （2）
当然，问题的另一面也提出来了。即白老师对此事究竟是什么态度：她是不是也乐此不疲？他们提到了一个典故，《三国演义》里的那个著名的典故：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白老师也愿意这样摔下去吗？是要摔到孩子流出来为止吗？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这对中年夫妇就应该死心了。孩子装在人家的肚子里，人家要想弄掉，他们是毫无办法的。这里应该提一下，知青们现在都已先后搬出了大庙。白老师从大庙搬出来之后，没过多久，别的知青也搬了出来。他们现在住在济水岸边的一片空地上，那里堆放着修桥用的水泥、石子和钢筋，现在又多了几项用树枝搭起来的帐篷。丁奎死后，公社下令暂缓修桥，地里又没有什么农活，他们和村人一样无事可干了。能干的事似乎只有一件，那就是防震。正是为了防震，他们才从大庙里搬出来。那个热爱普希金的知青是最早提出搬出大庙的，他的理由是：大庙年久失修，是从旧社会传下来的，一旦地震，不倒才是怪事呢。知青们谁也不想当第二个丁奎。他的说法，得到了别的知青们的响应，村支书只好帮他们在那个大院里赶建住房，在房子建起来之前，他们只好住在帐篷里面。
我提及这一点，是为了引出下面的事实。知青们现在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近，当中只隔着一片用来种花生、地瓜的沙地。我们来往起来很方便。丁奎死后，虽然大人们和知青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局面，但他们通常还是告诫我们少跟知青接触。现在，他们想禁止也禁止不了啦。那时候，知青们常来学校转悠，他们操着半生不熟的枋口话和我们交谈，我们慢慢也学会讲他们说的那种枋口话了。比如，枋口人把厕所叫茅肆，他们现在也称之为茅肆，只是把“肆”发成了“屎”，我们不说茅肆，也跟着他们说茅屎。我们把“晚上”称为“黑”，把“昨天晚上”称为“夜儿个黑”，他们现在跟着我们学，也说“夜儿个黑”。我们有时候倒学着他们原来的说法，把“昨天晚上”说成“昨夜”，后面还要再加上“晚上”，叫“昨夜晚上”。“昨夜晚上”这一病句被他们笑纳了，后来，双方都说“昨夜晚上”，一套特殊的、错误百出的语码就这样形成了。那段时间，我们也和大人一起在外面住宿。大人们把钱和工分册缝在裤衩里面，带着我们来到打麦场。打麦场周围没有房子，是防震的好地方。大人们聚在一起忧世伤生的时候，我们最为快乐，我们逃离大人的视线，到处疯玩。我们甚至觉得地震可真是好东西，要是没有地震，我们晚上就被大人关在家里，想玩都玩不成。通常，我们玩着玩着，就玩到了学校后面的那片沙地。知青们也常来那片沙地。双方汇到一起，用那套特殊的语码交谈。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喜欢拉住我和乔红军谈话。拉乔红军，是因为他是支书的儿子，想从他那里套出一点内幕消息：支书又去哪里开会了，哪个知青拎着饼干和肉松去他家做客了，等等。他们拉我说话，是因为我最先见到他们，他们对我有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是我在地上不停地蹲下站起绕着想象中的粪便转圈的动作。现在，他们叫我过去的时候，常常学着我当初的样子往地上蹲那么几下。这么一来，我就知道他们是在叫我，而不是在叫别人。他们曾把我领到那个会画宣传画、做诗、也会玩扑克魔术的知青旁边。这是咱们的老朋友，让他给你讲讲吧。
他们说着，就推着我的后脑勺，把我推到他跟前。他要问的问题跟我的母亲一样，连问的方式都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把付连战称为杂种：那个姓付的杂种又跟你们的老师拧衣服了吗？即便我没有看到，我也会说我看到了，并且强调，我是亲眼看到的。我这么讲，显然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得显示出自己的价值。我不等他进一步追问，就开始描述“我又看到”的场景，同时夸张地做出各种动作：怎样拧，怎样摔倒，怎样扶起来。他所关心的焦点与那对中年夫妇不一样。他关心的是“扶”这个动作，以及扶到屋里之后的动作。我指指自己的腋窝，说，扶在这里。从前面扶还是从后面扶？他问。有时候从前面扶，有时候从后面扶。要是从前面扶的话，肯定摸着她的奶了。旁边的知青说。枋口人把奶子叫做妈。别一位知青说。从后面扶，照样可以摸住她的妈。前边的那个知青补充道。够了——会画画的知青喊了一声。他这么一喊，别的知青就闭嘴了。他脸朝向我，低声问道：扶到屋里之后呢？这我就说不上来了。我甚至连编都编不出来。我不吭声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