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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边说，她们纯洁也好，放荡也罢，先不去管它，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们都很有味道，可以给人无尽的遐思。费边说，她们都受到了较好的文化熏陶，起码能读懂印在明信片、贺卡上的诗句，不像社会上的那些生瓜野枣，让人看着就头疼。他还说，等你看够了这一茬，不用你操心，国家就替你把事情办好了——让她们毕业了，夏天和金秋嬗变的时候，嗷嗷待哺的一批就又来了：她们就像顺水漂流的花朵，无需抚摸食指就充满了芬芳。可以说，在和韩明闹僵之前，费边每次走进校园，心中都是充满喜悦的。结婚之后，他从某个漂亮的女大学生身边走过，闻到她们身上的那种少女的香气的时候，他虽然也会感慨生活不够完美，但这并不影响他那有理性的快乐。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蛋糕上的糖霜虽然少了一点，可它终归是一只有糖的蛋糕。杜莉生完孩子刚出院，有一天，费边正在家里观察孩子吃奶，电话响了。他没有马上去接，他觉得没什么比看孩子吃奶更有意思。别的不说，杜莉那刚从孩子嘴里拔出来的乳头就很有意思，它像桑葚一样饱满而且发紫。以前它们一直在游戏，是无用之用，现在开始工作了，呈现出无美之美。电话还在响着，杜莉催他去接，他只好丢下乳房，朝电话走过去。是韩明打来的。韩明说：“哥儿们，你是不是也在坐月子？”费边说：“和坐月子差不多，我正在突击学习怎样做父亲。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里说，了解自己孩子的父亲才是聪明的父亲。我正学着做一个聪明的父亲。”
韩明说：“男人的那玩意只要没什么大问题，都能做父亲。”他承认韩明说得没错，可他现在正在兴头上，不愿听这种话。他对韩明说：“话可不能这么讲，男人要想当父亲，必须借助神力。”他还想继续和韩明讨论做父亲的问题，可韩明打断了他。韩明说：“闲话少说吧，我打电话是通知你来开会的。我或许应该提醒你一下，你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露面了。”费边这才突然想起，韩明可能是以系主任兼系党总支副书记的身份和他说话的。在杜莉入院前几天，韩明曾对他说过任命书已经签过了，只待宣布了。那一天，韩明还说，上任之后，他要烧三把火。第一把火是整顿纪律，每星期二下午的政治学习，实行打卡制度，谁的卡片没有翻过来，就扣谁的奖金，这叫精神和物质挂钩，甭管好不好，先挂一段时间再说。第二把火是举办系列学术讲座，搞讲座就是吹小号，小号滴溜溜一吹，系里的学术气氛就会严肃而活泼。韩明说，他首先要请的就是那个和他抬过杠的写《〈论语〉新注》的家伙，那家伙不是很能吹吗，那就让他来两次。韩明说，他要烧的第三把火是在系里设立一项“学术基金”，谁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论文，就另付给谁一笔稿酬，别人眼红也没用，有本事你自己也找门路托关系发表去嘛，又没人拉你的后腿。费边记得，韩明过后还很得意地说了这么一句：“操他娘，老子这三把火一烧，你看能把系里烧成什么样子。”费边当时不知道该对韩明说些什么，当韩明征求他的看法时，他说，哈姆雷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看来，你要当哈姆雷特了。这会儿，费边想，看来韩主任真的是走马上任了。第二天就是星期二。在系主任办公室，费边找到了韩明。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撒到韩明的办公桌上，说：“吃，吃啊，为我女儿祝福一下。”韩明捏起一颗糖，起身上了厕所。在厕所门口，韩明把脑袋探出来，示意费边过去一趟。费边不知道韩明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迷迷糊糊地走了过去。站在小便池前，韩明说：“哥儿们，这糖我是要吃的，”说着，他剥开糖纸，将大白兔塞到了嘴里，“这糖我吃了，可奖金还是要扣的，扣你这个月的五十元奖金，”费边说：“扣就扣了，我没意见。我愿意当一只鸡。”“不是鸡。我这是杀猴给鸡看。”韩明说，“这样吧，这个月的奖金我替你出，算是我送给侄女的一份礼物。喂，孩子的名字起好了没有？”费边说：“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到孩子该叫什么了。这是孩子收到的第一份礼，那叫她费礼算了。”“费礼？”“对，就叫费礼。‘礼’字和杜莉的‘莉’字谐音，挺好的。要紧的是，它可以纪念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个时候，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说得过去的。用费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热乎，但在别人眼里，我们还像狗皮袜子那样，没有反正之分”。他们闹僵是在这一年的6月中旬，在歌咏比赛的彩排现场。每年的这个时候，学校都要筹备歌咏比赛，先是各系组织排练，然后比赛，获得前几名的系，再联合组队，拉到社会上和别的单位比赛。以前，系里总是出钱雇用省、市歌舞团的演员来担任领唱和伴舞，再叫上一些闲着没事、喜欢扎堆的教师，拼凑起一支杂牌军，去和别的系较量。
午后的诗学你猜我是谁 （4）
可这次不同了，新官上任的韩明首先向学校提出，各系都不能使用雇佣军，凭真本事进行一次公正的比赛。他的建议被学校采纳了，并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到了各个系里。其实，韩明的过度认真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他上任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大型活动，他当然想把它搞好，给自己的从政生涯来个开门红。最后一次彩排的时候，精益求精的韩明突然发现有几个教师是在那里滥竽充数，因为他们的口型缺少必要的变化。费边做得更绝，别人张嘴的时候，他的嘴闭着，别人闭嘴的时候，他的嘴却张着。韩明恼坏了。他让这几个人出列，把他们叫到舞台的一则，问他们是否存心要给中文系脸上抹黑。教现代文学的那个老师说，他想唱，可就是记不住歌词。韩明眉毛一挑，说：“别逗了，你能整段整段背诵《野草》，却记不住这几句歌词？”就在这个时候，被晾在一边思过的费边忍不住了，他感到自己得说上几句了。他给那个教师递了一根烟，说：“这一点都不能怪你，要怪只能怪这些文理不通的歌词。”他的话让那个挨训的教师也听迷糊了。费边说：“这种文过饰非的歌词，虚张声势、咋咋呼呼的曲调，和真实相违背，先天就具有被人遗忘的性质。”他又问韩明：“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费边后来告诉我，他的话打动了韩明，因为韩明本能地呈现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他说，按照他当时的理解，韩明之所以没有接他的话茬儿，是因为聪明的韩明知道有些真理无须讨论的。韩明把他拨拉到一边，对那个著有《建安风骨论》的副教授说：“你呢，你也是记不住歌词？”副教授说：“歌词我倒是记住了，曲也听熟了，问题是，往人堆里一站，听大家像打狼似的那么一吼，我的舌头就不听使唤了，舌头就跟过敏了似的。”在副教授嬉皮笑脸说话的时候，我的朋友纲国在他身边转来转去的。
这时候的费边，就像一条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听到一点声音，闻到一点气息，就会条件反射地分析和判断。他说得对。这些词曲一旦和个体经验相脱离，就成了虚妄之物。记不住它，是因为它遭到了人的记忆的排斥。蒙田说过，记忆奉献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我们所选择的东西，而是它所喜欢的东西。能记住了，可转眼就忘了，那是因为它即便借强势力量侵入了记忆，它也无法在时间中扎根。记住了没忘，那也白搭，因为你发出的是别人的声音，它取消了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刚才这位老师用到了一个词———过敏，这个词用得好啊。过敏性反应的常见症状是休克、荨麻疹、皮炎，发不出声音，可以看成是“舌头的休克”。费边觉得自己的这套分析很有点味道，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不想一个人独吞，就把它贡献了出来。他这种说话风格，韩明又不是没有领教过，韩明以前对此总是赞赏有加。可这一次，费边刚说完，韩明就对身边的人说：“大家看啊，我们的费先生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没等别人作出反应，韩明就对费边说：“我还没有问你，你怎么就像娘儿们一样啰嗦了？”即便是傻瓜，也能听出韩明话里的敌意，何况费边并不是一个傻瓜。看在多年朋友的分上，费边没有立即让韩明难堪，他只是说：“我来之前，确实吃了点药。我吃的是健忘药。我把这些陈词滥调全忘光了。”别以为费边能轻易把韩明的嘴巴堵住。韩明也不是吃素的。当初能混进那个学术沙龙的人，都是有几把刷子的。现在，博学的韩明对费边的回击，同样是引经据典的。韩明说：“健忘药可是个好东西。让我们感谢健忘的人，因为他们也忘却了自己的愚蠢。”他刚说完，费边就知道他引用的是尼采的话。
他对韩明说：“尼采要是知道你在这种场合引用他的话，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不安的。”费边想起了《李尔王》里的一段台词，只是他记不起来那是哪个角色的台词了。这年头傻瓜供过于求因为聪明人也要装作糊涂顶着个没有思想的脑壳跟着人画瓢照着葫芦学人过招，一招一式都很有讲究。他们就像两个提线木偶，在后面提线头的，都是他们景仰的大师。他们就那样闹着，好像都对此上了瘾。闹了一会儿，韩明说：“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不跟你闹了。费边，你要是不想唱，现在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