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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送过来了。这时候，费边才知道那酒叫“干白”。喝着来之不易的干白，他们继续聊天。美国女人还是有点闷闷不乐。到中国来的美国男人，一个比一个快乐，陪丈夫来中国的美国女人，一个比一个不快乐。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威胁就体现在这里：让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得安宁。她快乐不快乐，我可解决不了，费边想。他现在要做的是，一方面欣赏女人的不快乐，一方面怎样尽可能得体地回答男人提出的问题。当那个美国男人问他怎样看待海明威喜欢呆在古巴，博尔赫斯向往东方生活的时候，费边说，那不是由于遗忘，即便是，那遗忘也并不是记忆的对立面，而是记忆的另一种称谓，对他们而言，那是一种返祖记忆在作祟。哦，记忆，那个美国人好像知道他要这么讲似的，随即把话题扯到了记忆上面。他现在提起的是另一种记忆。“费边先生，你对你的父亲有着怎样的记忆？这种记忆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生活？”好像担心译员无法准确地翻译出自己的话，美国人这时候突然说起了汉语，而且说得还他妈的很地道，至少和来内地卖羊肉串的新疆人不相上下。费边后来对我说，他当时一下子就陷入了沉默。他说，有多少种说话的方式，就有多少种沉默的方式。
他引用福柯的话对我说，有些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有些沉默却意味着深切的友谊、崇敬，甚至爱情。他还说，有些沉默是反抗，有些沉默是臣服。“我的沉默算是哪一种呢？我的脑子一下子被吸尘器吸空了。”他说这就是他当时的感受。不过，请别替费边担心，他是难不倒的，我的朋友费边总是能找到化解问题的方式的。他从沉默中醒过来，用说笑的口气把美国人踢过来的皮球又踢了出去。“没有什么记忆，”他说，“我对父亲的记忆只是一顶帽子。”美国人是不可能知道帽子在中国特殊语境中的含义的。许多词语，如帽子、破鞋、老九……一旦进入中文，对老外们来说，它们就成了迷宫中的拦路虎。费边现在打的就是这副牌。那个老美果然被他搞糊涂了，迷惑地看着他，把肩膀耸来耸去的。“就是头上戴的帽子？”老美问。“难道帽子还能戴到脚上？”费边说。说过这话，他就不肯再多说一句了，打过一枪，就该换个地方了。“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比如印第安人的头饰，林肯总统的泼妇，美俄宇航员在太空的联欢。”美国人执意要和他讨论意识形态问题。费边说：“咱们还是谈宇航员吧。谈到宇航员，我这里有两个现成的笑话。一则是，贵国的一艘太空船进入倒计时发射的时候，宇航员突然想大便，他请求把这泡屎拉在生他养他的地球上，没有得到恩准，他只好穿着臭烘烘的裤子进入太空，他的美好的太空旅行就被这泡屎给搅坏了；另一则你可能更感兴趣，因为这跟你想说的意识形态问题有关。说的是苏联的宇航员返回地球的时候，无法降落，因为他的祖国解体了，他不知道该在哪里降落，地面指挥中心也无法告诉他，所以他只好继续在太空漫游，靠数星星打发日子。”
午后的诗学你猜我是谁 （2）
他这样一边讲着，一边想，我讲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想揭示人类存在的普遍困境吗？想用无聊的笑话来填补我们之间的缝隙吗？可不谈这个还能谈什么呢？路德说了，整个世界就像一个醉汉，你从这边把他扶上马鞍，它就会从那边栽下来。和美国人在一起谈意识形态，就是醉汉在搀扶醉汉。双方都意识到话不投机，就只好喝酒。第一瓶酒喝完之后，费边去书房取酒（刚才那个小保姆直接把酒送进了他的书房）。杜莉跟着走了进来。她说：“我有点晕了。”她拍拍脑门，说自己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甚至都没有听清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你要不要先去躺一会儿？”费边说。“不，晕着挺舒服的，我迷恋这种晕，”杜莉的嘴很甜，她说，“我还想继续听你说话呢，你比老外还厉害，听你说话长见识的。”那两个美国人看到他不愿和他们多啰嗦，就提出告辞了。杜莉和他们一起下了楼，并把他们送上了出租车。我的朋友费边就站在窗口，掀开窗帘的一角，看着在路边徘徊的杜莉。接着他又来到了阳台上，站在这凸现于房间之外的地方，他感到他看得更清楚了。就在这个时候，回首张望的杜莉看见了他。杜莉朝他摆了摆手，既像是告别，又像是招引。对他和杜莉初次做爱的情景的描述，有两种不同的版本问世，而且它们的版权都属于费边。第一个版本里说，他就是在这一天的午后和杜莉上床的。第二个版本里说，事情是在两天之后才办妥的。当费边想举例阐明自己办事喜欢速战速决的时候，他就用第一个版本。当他想说明自己办事喜欢按部就班，悠着点来的时候，他就抬出第二个版本。
我本人喜欢速战速决，所以我没跟他商量，就决定用他的第一个版本来叙述故事。为了说得清楚一点，在讲的时候，我可能还得稍加一点自己的想象，把他的版本适当扩充一下。杜莉向他招手之后，大约只过了几分钟，等在门后的费边就听到了敲门声。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费边已经通过门上镶嵌的猫眼，看见了上楼上得有点气喘的杜莉。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费边当然是清楚的。不但清楚，也还要预先作点分析。在任何时代，性和真理都像麻花一样扭在一起。性的游戏就是真理的游戏，真理的游戏也就是性的游戏。他的分析没能更好地深入下去，因为，他的手等不及了，把门突然打开了。没有必要的过渡，他们就像费边刚才想过的那种麻花那样，很快扭到了一起。双方的动作都很娴熟，娴熟得就像拿着自己的钥匙去开锁一样。你一定觉得他们有点太急了，还缺了点什么。这一点费边也想到了，因此在开锁的时候，费边做了一点必要的补充，把“我爱你”三个字说了出来。这三个字组成的是一个最简单的主谓宾齐全的句式，多说几遍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杜莉大概也懂得这个道理，就陪着费边把它说上了好几遍。在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杜莉插进来了一句：“费先生，我上来也只是想陪你再喝几杯。”他们已经松弛下来了。一松劲，就有机会寻找借口了，费边想，找借口还不容易，我可以随口就来。他说：“你说得对，我在阳台上转悠的时候，心里也在想，怎么才能让你上来再喝杯酒呢。正这样想着，你就来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借口”这个词像一个磁性的亮点似的，在他的脑子里飞快地移动了起来。如果找不到借口，她说不定就不上来了，谈情说爱需要借口，开枪需要借口，干什么都离不开借口。
借口往往被当成历史必然性上空飘的花絮，可是，如果这样的花絮飘满整个天空，遮天蔽日，挡住了所有的光亮，你还有什么理由否认历史和人本身就是一种借口。费边起身去给杜莉拿酒的时候，脑子仍在快速地转动着。他想到了诗学问题。“借口”，这个词放到诗歌里面，你甚至很难找到另外的词和它押韵。它是一个异物。它只能靠自我重复，来凑成拙劣的韵律。它被诗学排除在外，可它却构成了历史诗学。许多天之后，在一张酒桌上，当费边提到他对“借口”这个词的分析的时候，朋友们都拍案叫绝。朋友们当然不可能想到，他那灵感的火花最初是这样闪耀出来的。这一次，他没跟杜莉谈柏拉图的爱情说。他得留一手，他要在合适的时候，像盖章那样，把这句话盖到她的脑子里。以前，人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先做爱再恋爱，做得多了，也就像是恋爱了。有一天，吃着她烧的对虾，费边感到自己确实有点爱上她了，就把柏拉图搬了出来。他讲得是那么形象、逼真，好像真的有两个半边人在天空漫游。他从杜莉的眼睛中看到她听得很入迷。他对她说：“现在好了，我们已经缝合到了一起，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杜莉的眼睛仍然睁得很大，仿佛还被那虚无缥缈的情景吸引着。费边被她的神态逗乐了。他摇摇她，似乎是要把她从梦幻中摇醒。她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小小的半边人吗？”这个问题是那么简单，费边用筷子在桌上划拉了两下，就把问题给她解决了：“没错，亲爱的。在他们还不能叫做人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半一半的了。一半叫做精子，一半叫做卵子。
午后的诗学你猜我是谁 （3）
这个时候，他们漫游的区域比较小，只是在精囊和卵巢里兜弯子。当然，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区域也不能算小。因为我们这些人到处漫游的时候，都把他们随身带着。”许多年来，费边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他喜欢呆在这种地方。他认为，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只有呆在这里，才能感到角色和人不分离，就像演员和角色的不分离一样。这话是不是有点玄乎？它是费边说的，玄乎不玄乎与我无关。如果你觉得听不太明白，你就把这话放到一边算了，不要去深究。照我的理解，他之所以要呆在这种地方，是因为他可以在此获得舌头的快乐。他在这里讲述、分析作家的作品，无论讲得是好还是孬，都有法定的听众（学生们如果旷课，就别想领到象征知识分子身份的毕业证）。当然费边的课讲得还是不错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同系的老师当中讲得最好的老师。他肚子里装了那么多的知识，他随口吐出一点，就够那些莘莘学子们琢磨终身了。学生们对他已经不是一般的尊敬，而是崇拜了。一次，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对他说：“费先生，当老师就要当你这样的老师。你就像一个国王。”费边连忙谦虚地摆摆手：“可不能这样说，我做得还很不够。卢梭有一句话，我不妨在此提一下：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龙就是国王。”这里，我冒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