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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就不要提她的病情。
从火车站出来，K来到卡利登广场，他在一个长队里站了有两个小时。他站在一个女人后面，那女人带着一个抽噎不止的婴儿。人家递给他两份表格，一份是给他母亲的，一份是给他自己的。“把火车订座单别在蓝色表格上，拿着它们到E…5号房间去，”服务台的那个女警察说。
天下雨的时候，安娜·K把一条旧毛巾塞到门底下，避免雨水渗进来。房间里充满了迪托尔肥皂和爽身粉的气味。“我觉得住在这儿就好像一只压在石头底下的蛤蟆，”她悄声说道，“我等不到八月了。”她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过了一会儿，K发现自己简直无法呼吸。他走到拐角的小店。那儿没有面包。“既没有面包，也没有牛奶，”那个店员说———“明天来吧。”他买了饼干和炼乳，然后站在雨篷底下，看着淅淅沥沥的雨水下个没完。第二天，他到E…5号房间去取表格，他们告诉他，在艾尔伯特王子城的警方看过并批准了他的申请以后，通行证会通过适当的程序寄过来。
他回到德沃尔公园，正如他期望的那样，人家告诉他，到这个月底就会安排他退职。“没关系，”他告诉头儿———“甭管怎么样，反正我们要离开这儿了，我母亲和我。”他记得当年母亲一次次到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来看望他的情形。有时候她带来果汁软糖，有时候带来巧克力饼干。他们一起在运动场散步，然后到大厅喝茶。在探访日，男孩子们都穿着最好的咔叽布衣裳和棕色的凉鞋。有些男孩没有父母来看望他们，或者是被家人遗忘了。“我父亲死了，我母亲在工作，”关于他自己的情况，他这么告诉人家。
在那个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他用一些靠垫和毯子给自己做了一个窝，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个傍晚，他坐在黑暗中听着母亲的呼吸声。她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多。有时候，他在坐着的地方也睡着了，错过了回去的公共汽车。他常常在早上头疼脑涨地醒过来。白天，他就在街道上闲荡。所有的事情都悬而未决，他们等待着通行证，但是通行证就是不来。
一个星期天的一大早，他光顾了德沃尔公园，绞断了园丁们放工具的那个棚子的门锁。他拿了一些手用工具和一辆独轮手推车，他把这辆小车推回了海角车站。他在公寓后面的一个小巷里干起活来，他拆散了一个旧板条箱，拼成一个两英尺见方的平板，还有一个立起来的靠背，他把这个有靠背的平板用粗铁丝固定在那辆独轮手推车上。然后他极力哄母亲坐着这个车子到外面兜兜风。“外面的新鲜空气会对您有好处，”他说，“没有人会看见，都过了五点了，前门那儿空无一人。”“人家能够从公寓里看见，”她回答说，“我可不想让我自己丢人现眼。”可第二天她动心了。她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和拖鞋，拖着脚走进黄昏的灰暗之中，她允许迈克尔把她安放在独轮车里。他推着她穿过海滨路，沿着海边的兜风大道继续前行。附近除了一对遛狗的老年夫妇之外并没有其他人。安娜·K僵硬地紧抓住那个平板的两边，在有些发冷的海洋空气中呼吸着，而她的儿子用小车推着她，沿着兜风大道走了一百多米，然后停下来，让她看那汹涌的波浪在岩石上撞得粉碎；然后又推着她走了一百米，再次停下来，然后推着她走回去。当他发现母亲有多么沉重，那辆独轮车又是多么不稳的时候，他被搞得十分狼狈。有一刻，小车翻倒下来，几乎把她摔出去。“肺里吸进新鲜空气对您特别有好处，”他说道。第二天下午，大雨滂沱，他们只好呆在家里。
他想到用一个箱子作车身，加上一对自行车轱辘，做一辆手推车，但想不出该上哪儿去弄一根车轴。
然后，在六月最后一周的一个黄昏，一辆军用吉普车高速开上海滨路，撞上了一个正在横穿马路的青年，把他撞飞到一些停在街边的车辆当中。那辆吉普车自己猛地打了个转儿，在蓝色海岸饭店外面长得过于茂盛的草坪上突然刹住车。就在那片草坪上，吉普车上的两个乘客，和那个青年的怒气冲冲的伙伴们对峙上了。出现了一番打斗，很快围上了一群人。那些停着的小汽车被人砸开，推着车帮，把小汽车推到了街道上。警报器声宣告宵禁的时间到了，但是人们根本不加理会。一辆救护车在一辆摩托车护送下赶到了，但是还没有到达那道栅栏那儿就调转车头，疾驰而去，人群里飞出了一片如雨的乱石，砸向它后面。接着，从一个四层公寓的阳台上，一个男人用左轮手枪开枪射击。人群发出尖叫四散奔逃，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人群扩散到海滨的公寓区，沿着走廊跑着，砰砰地拍打着一扇扇房门，打碎窗户和电灯。那个拿左轮手枪的男人，被人从他藏身的地方拖了出来，乱脚之下被踢得失去了知觉，然后被人从楼上扔到人行道上。那些公寓的居民，有些决定躲在上锁的门后，瑟缩在黑暗之中；另外一些干脆逃跑到大街上。一个女人，在一条走廊的尽头被那群暴民抓住了，他们把她身上的衣服扒得精光；有人放起火来，一个人在逃命的时候滑倒了，摔断了脚脖子。许多房门被人踹倒在地，一套套公寓遭到了洗劫。在紧贴着安娜·K房间上头的那套公寓里，抢劫者们扯下了窗帘，把衣服被褥堆在地板上，砸烂了各种家具，然后点了一把火。这堆火虽然没有蔓延开来，但是却冒出滚滚的浓烟，一片乌烟瘴气。在蓝色海岸饭店、金色海岸饭店和科帕卡巴纳饭店外面的草坪上，有一帮经常滋事生非的暴民，他们有些人脚下放着成堆偷抢来的东西。他们从有假山的花园里扔出一块块石头，砸破了那些临海的大窗户，直到再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才肯罢手。
一辆闪着蓝色警灯的警车开到了距离骚乱的人群五十米的地方。一把自动手枪开枪射击，接着从几辆小汽车组成的路障后面，连连发出回击的射击。警车慌张地倒退逃跑了，同时在一片尖叫和呐喊声中，人群也退下了海滨路。随后的二十分钟里，夜幕完全降临了，然后，全副武装的警察和防暴队赶到了。他们一个楼层一个楼层地占领了受骚乱影响的街区，没有受到来自敌方的任何抵抗，那些骚乱者已经逃跑，退回到幽深的小巷里去了。一个抢劫者，是个女人，逃跑得不够快，被开枪打死了。从周围的一条条街道上，警察收拾起抢劫者们在惊慌中抛弃的东西，把它们堆在草坪上。直到深夜，那些公寓的住户们都在打着手电筒，寻找和领回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午夜的时候，这次行动正准备宣布结束，有人发现了一个骚乱分子，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肺部，在这条大道远端的一条过道里，他蜷缩在一个没有灯光的角落，他被抬走了。一些警卫被留下来值夜，警察和防暴队的主力撤退了。黎明时分，起风了，接着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如林的雨柱穿过蓝色海岸饭店、金色海岸饭店、科帕卡巴纳饭店的破窗户，也穿过埃格勒蒙特和马里布高地饭店（迄今为止，它们一直为那些绕过好望角，东来西往的航船提供着前面就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的希望）的破窗户，抽打着裸露的窗帘，浸湿了地毯，偶尔也会淹没地板。
第一章第一章（3）
在发生这一连串事件的过程中，安娜·K和她的儿子像老鼠一样，一声不响地蜷缩在楼梯底下的小屋里，一动不动。甚至当他们闻到了那滚滚浓烟的时候，当一阵纷乱沉重的皮靴声从他们脑畔上经过，一只手把锁着的房门弄得咯咯直响的时候，他们依然一动不动。附近几个街区里充满了喧嚣声、尖叫声、射击声和打碎玻璃的声音，他们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俩肩并肩坐在床上，简直不敢悄声说话，但他们在内心里越来越深信不疑：真正的战争已经来到了海角，他们躲不过去了。直到午夜以后很久，母亲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迈克尔感到双耳刺疼，依然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房门下面露出的一条灰色光亮，无声地呼吸着。当母亲开始打呼噜的时候，他就捏一下她的肩膀，让她停下来。
他就这么直挺挺地坐着，背靠着墙，最后终于睡着了。当他醒来时，门缝下面漏进来的光亮明亮多了。他打开门锁，爬了出去。过道里布满了碎玻璃。在这栋大楼的入口处，两个带着钢盔的士兵坐在帆布睡椅上，背对着他，凝视着外面的大雨和灰暗的大海。K溜回母亲的房间，在垫子上又睡着了。
这天晚些时候，蓝色海岸饭店的房客们开始回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有的把自己的东西装箱，有的只是盯着眼前的破坏景象默默哭泣。这时候雨住了，K动身到绿角的奥利方特路，去找圣约瑟夫贫民救济会，早些时候，人们在那里能够不经任何盘问就得到一杯浓汤和过夜睡觉的床铺。他希望能把母亲安顿在那里一段时间，暂时离开那栋被破坏的大楼。但是圣约瑟夫石膏像上的胡子和手杖都不见了，门柱上钉着的铜牌也被人卸走了，所有窗户的百叶窗都紧闭着。他敲了敲隔壁的一扇门，听见里面的木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但是没有人来开门。
过去，K在上班的路上要横穿市区，每天都会和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擦肩而过，这些不幸者的大军在最近几年已经占据了市中心区的街道，他们乞讨要饭，偷东西，在救济机构前面排大队等候，或者只是坐在公共建筑的走廊里，借以取暖。到晚上他们就在码头、造船厂周围废弃的仓库或大楼寻找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在布里街以北的那些无主的大院和破楼里藏身，警察对那里从不冒险涉足。在去年，官方已经最终强制实行对流动人口的控制，大开普敦市已经到处泛滥着来找随便什么工作的乡下人。这里没有工作，没有任何接待机构解决得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