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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转引自《五·二○运动资料》第一辑，159—161页）。于是，“反饥饿、反内战”逐渐演变成为广大学生的一致目标。
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
为了最终达到目的，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四城市学生联合会，决定在5月20日也就是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的那一天，齐集南京，举行大规模游行请愿。北平、天津两地学生也决定同时响应。事前，南京市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讨论联合原则和五·二○游行时，针对“关于停止内战应否列入宣言”一项，广大学生出于善良愿望，仍决议：“不在宣言中明言列出，而在宣言内容中提及。”
5月20日，五千多名大学生紧挽双臂，在以孙中山画像同“和平奋斗救中国”大幅标语及“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横幅的前导下，浩浩荡荡前往总统府请愿。不料政府派出了大批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据统计，“五·二○血案”重伤19人，轻伤104人，被捕28人，被欧打侮辱者不计其数。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40年代后期的学校生活（3）
“五·二○血案”进一步激怒了全国青年学生。上海各大学成立了“五·二○惨案”后援会；杭州、广州、成都、重庆、武汉等高校纷纷组织大游行、罢课；湖南、广西、云南、山东、江西等地也积极响应；平津学生从5月20日至6月2日，也一直处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学生的正义要求，赢得了全社会的支持。各界纷纷发表宣言，抗议政府的暴行，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表示，“政治腐败，而又没有人来从事改革的时候，提倡改革的责任自然就落在青年人的身上。这次学生运动，就是这样产生的。”“学联不是受人操纵把持的，而是真正的民主力量。”一些曾抱有幻想的学生，这时也认为：“所谓中立只是自杀的代名词，也就是投机的假面具”，决心“不再为一冷静的旁观者”，而“毅然地舍弃了向所固守的自由主义和中间路线，宣誓加入前进的队伍。”（参看《北大半月刊》第三期，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印，1948年4月16日）。
内战期间的北洋大学
北洋大学从西北“大后方”回到天津复校之初，校园经过修缮，师生员工的生活比抗日战争时期在内地的状况有所改善。当时教职员工的薪俸，教授兼任院长和系主任的，每月法币600元左右。未兼行政职务而教学成绩显著的教授徐庆春、孟昭礼、杨秀夫、张玉昆、黄邦桢、王志超、刘云浦等7人，每月薪俸600元； 其它正教授都是每月薪俸580元。 副教授月薪400~500元，讲师月薪200~300元，助教月薪最低120元，最高200元，高级职员月薪300元左右，一般职员每月100~200元，工警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
不幸的是，猛升的物价和教职员工的薪俸差额越来越大。1946年以后，教育部曾每隔一季度作一次调整，但总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
1946年12月，天津北洋大学全公费生每名每月发给5万多元，生活尚可。到1947年，每人每月发12万元，却不够20天的伙食费。一般学生连粗面馒头也不够吃，只好改吃玉米面丝糕，六人一桌，桌子中间往往只是一盘大白菜，学校虽给学生每三人配售两袋（88斤）面粉，但仍难以为继。
由于煤炭缺乏，每个教室只有一个取暖炉，寒冬上课，手脚冻得冰凉。学生宿舍虽然高年级3人一室，低年级学生则20多人住在一个大房间，晚上复习功课只好到教室去，人各一盏煤油灯，在灯下学习。入夜后，每个教室都是星星点点一片，尤其是冬天深夜，教室中炉火已熄，真是寒窗苦读。宿舍中也很寒冷，有的披着棉被或毛毯，坐在床上看书。享受公费的学生逐渐减少，到1948年，由原来1000余名的全公费生减少到644人，半公费生91人。
校方为了维持校务，作出种种努力。一方面，强调本校教职员一律不准外出兼职、兼课；另一方面，组织各种临时委员会，集中力量解决实际问题。如冬煤分配委员会，派员去开滦煤矿寻找校友联系冬煤，负责核实用煤情况，制定分配冬煤的办法、发放煤条，首先保证56个教室和办公室每日9公斤的用煤，其次酌量分配给教员和学生宿舍，解决取暖问题。建立福利生活委员会，派员寻购面粉和棉布，教职员每人每月配发一袋面粉，工警每人每月发半袋。家属不能顾及。此外，教职工每人夏季配售白布5丈，咔叽布1丈5尺，做饭用煤200斤等。还建立了有1亿元资本的合作社，设有贩卖部和饮食部，给师生以优惠价格购买日常消费品。这些措施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对于缓解教职工的困难，稳定情绪坚持教学，起了一定的作用。
毕业生就业是大难题。抗战以前，北洋大学一般在毕业考试之前早有各地来函约聘预订，常有不敷应付之感。而今却不然，毕业有失业之危险。1948年夏，应届毕业生246人，经学校向各地机关、企业发函介绍工作，结果27处复函有接收表示，总计只需82人，仅占应届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其他复函或曰：“奉命裁员”，或称“经费支绌”拒绝接收。为此，校院长、系主任亲自发函，或托熟人，或找校友给以帮助。但多数学生仍处于“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以上参照《北洋大学校史》第一册内容）
法币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近代以来，有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形成这样的看法——
每年通货膨胀率在5 ％ 以下，物价稍有提升，是轻微的膨胀；每年达到7—8 ％ 左右是较大的通货膨胀；一旦超过10 ％，即达到两位数字则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般经济学家认为，每年通货膨胀率在两位数字以内，人民还是能够忍受的。但是长期发展下来，就惊人了。如果通货膨胀率每年平均5 ％ 的话， 三十年后，一元钱的购买力就会下降到原有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四分之三被政府有关机构及中央银行搜括去了。通货膨胀率是累进递增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难免野马飞腾的超级通货膨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抗日战争及内战期间的中国，都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在1914—1918年间德国花费了巨额军费。其中只有6 ％ 是依靠增加税收，而94 ％ 来自发行公债和纸币，四年之内通货膨胀率达到450 ％ ！战后经济衰败，又要支付战争赔款，内外交困，财政面临绝境，只好用滥发不兑现的纸币应付财政开支；99 ％ 以上的政府支出靠发行纸币维持。纸币发行量增加到天文数字：773，585，345，854，800百万马克，物价上涨万亿倍。马克同美元的外汇比价一落千丈。1921年开始贬值时，75马克还可以换到一美元，次年就跌到四百比一，1923年初，跌到百万比一，不到一个月又跌到一万八千比一，同年7月初跌到百万比一，11月跌到四十亿比一。此后就以兆来计算了。德国马克变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薪阶级的购买力几乎丧失。数以亿计的马克买不到一把胡萝卜，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辛苦一生的积蓄都荡然无存。生产几乎完全停顿，全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人民妨饥挨饿。纳粹头子希特勒趁机蛊惑人心：“国家本身成了最大的骗子和恶棍，这个国家成了强盗的国有。”他提出推翻这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的决定玩意儿”的共和国，建立纳粹党的独裁政权。希特勒就在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全部崩溃，德国政府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攫取了政权，从而又把德国人民引向新的灾难。
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旧中国，从1937年至1948年的十二年间，所谓“法币”的发行量增加47万倍，物价上涨493万倍，达到世界罕见的程度。……在恶性通货膨胀下，人民不得不携带大捆钞票上街购买日用商品。1948年初，还出现过这样的怪事：有些地方小贩把一百元以下的法币当作废纸收购，每斤作价2，000 元，而旧报纸每斤售价6；000元。因此社会上流传一首民谣：
“如今什么都值钱，只有法处顶讨厌，一捆一扎又一包，去买几根棉纱线。”
“如今什么都涨价，只有法币顶尴尬，一斤小票两千块，好象叫卖黄泥巴！”
罢教、罢研、罢工
北大、清华、北平研究院等部门的教职员工，于1948年4月6日起先行罢教、罢研、罢工三日，并向行政院及教育部提出三项要求：
，享年不满五十岁。（据报刊资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40年代后期的学校生活（4）
（一） 自三年（1948年）2月份起，仍按1月份配售面粉之数量及价格继续按月配面至实行配发其它生活必需品；
（二） 逐月按当地实际生活指数发薪，并提高技工及工警底薪，工警每人不得少于20元；
（三） 学术研究补助费按实际生活指数逐月调整发给；以维教界同仁最低限度之生活。
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研究院等七单位为争取合理待遇告社会人士书
（1948年4月5日）
我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的讲师、助理研究人员、教员、助教、职员、技工和工警等同人，为了争取立即合理改善待遇，已决定从四月六日起，一致罢教、罢研、罢工三天。谨以沉重悲愤的心情，向社会陈诉苦衷和理由。
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势迫出此”。
教育界同人生活的困顿，不从今天起，而今天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自从政府一月份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以后，这个办法正面是按照所谓“生活指数”发薪，形式上法币的收入数量稍多一些，实质上收入反而大大减少。更因为拼命发行通货，促使物价狂涨，逼迫我们与饥饿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