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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饥寒交迫
国民党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远远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
平津地区公费学生的生活标准急剧下降。1946年12月全公费学生每人每月51640元，其中主食费占3864元，当时可买一袋（44斤）面粉还有余，生活尚可敷衍过去。到1947年5月，公费每人每月虽增加到12万4千元，而当月中旬，每袋面粉价格已上涨到14万5千元，全部公费尚不够买一袋面粉，这样的日子在校园里怎么维持呢？
广大学生的伙食标准降为“每月中等熟米二市斗三升（约合36斤）或中等面粉46斤”，遭受着饥饿、贫病和失学、失业的威胁。
教员经济生活也急剧下降。以清华大学为例：当时薪水最高的教授，1946年12月底可以领取薪金83万元，够买23袋面粉 （标准每袋44斤） 还有余，生活比战时要好。但因物价陡涨，到1947年5月，一个教授的月薪不够买10袋 （440斤） 面粉。到1947年底10万元法币大钞出笼后，物价更加脱缰之马，教授薪金虽涨到1000余万元，却不够买5袋面粉 （参看《清华大学校史稿》，第440443页）教授生活尚且如此，助教的生活更不堪设想。
国民政府崩溃前夕的1948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专家裴文中教授作了一个生动的比较：
我的资格是留学的博士，又继续研究工作有20年之久。我现在每月所得是892万元，折合廿六年 （1937） 的法币，只有22元6毛；折合白面粉，只有4袋多，相当于战前一个门房。以我现在收入，按照国家银行放款利息计算，国家只要有3千多万元放在库里，所得利息就可以长期供养开支我的薪俸……。也就是说国家只要有3千多万元就可以买我这一个人为他工作到死！3千多万元，折合实物，大约等于一辆三轮车，等于一匹马，等于18袋面粉！（据裴文中《生活安定与学术研究》，原载《风暴四月》1948年4月5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校史）第443页）
学校经费无着落，在职教师生活清苦，该聘请的教员无法落实。加上通货膨胀，可谓雪上加霜。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胡适校长致电教育部，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 9月23日他在日记中叹息道：
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二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 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 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40年代后期，国内局势十分动荡，北大处在风雨飘遥之中。1946年12月24日，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国士兵强奸，案情在报上披露后，群情激愤，北平各校师生举行罢课、示威、游行，要求惩办罪犯。当时在南京参加“制宪国大”会议的胡适也无法保持平静了。据一位与他见面的记者回忆：“当我们提到沈崇事件时，老先生这次也被激怒了，‘这还得了！真岂有此理！’说着说着，还敲着桌子。他这个态度使我感到意外。我看到这个深受儒教熏陶，一向主张‘凶而不怒’，又受资产阶级教育，提倡‘自由’，‘容忍’的大师，竟然也正气凛然，金刚怒目起来，不免增加了一些敬重。他甚至说：‘抗议、游行、众怒难犯，伸张民意嘛！”’胡适抵北平后，对记者发表公开谈话：“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愤慨！”
所谓调整薪金和“年功加俸”
料）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40年代后期的学校生活（2）
1947年4月，已经超过三月一次调整薪金的期限，物价仍与日俱增，每石（160斤）米已达20万元，困苦益甚。各高校一致行动，俾使政府调整薪俸。5月间，平、津两地13个文教单位（清华、北大、北洋、南开、中法、艺术专科、铁道管理学院、体育专科、北平师院、唐山工学院、北平研究院、中国大辞典编辑处、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校长、主任，于北洋大学北平部举行了第9次例行联合谈话会，推举北洋大学调查平津教职工生活情况，立即电报教育部，要求政府在物价不断飞涨的情况下，按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的调整办法，解决平津地区教职员工的薪俸和学校的经常费，以保证生活、稳定秩序。
1947年，教育部为稳定大学局势，颁发了“久任教职员奖金”，也就是给在校连续服务满10年的教师增发一个月的薪金。具体算法是，服务年资算到1947年度12月底止，而发给的奖金却是以1946年12月底薪600元的薪金标准。可是1946年12月底薪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是83万元，当时可买23袋面粉，而到1947年12月，所给的月奖金还不够买一袋半面粉。此外，教育部于1947年11月19日公布“年功加俸”的办法。凡教授经过审查合格、月薪已达最高级，并呈报教育部有案者给予年功加俸，金额每月20元，并得按年递晋，但连同本俸不得超过800元，每年名额不得超过已支最高薪名额的三分之一。而天津北洋大学具备年功加俸资格的教授只有七人而已。
这一时期，职工生活更是朝不保夕。1947年9月，物价总指数为56000倍，10月份则达85000倍，以职工各人所得薪金平均法币44万元计算，只能勉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
震惊国内的“五·二○运动”
在抗议运动中，最先站出来的是大学教授们；最早喊出的口号是要“挽救教育危机”、“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公教人员待遇”。
1947年5月6日，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们首先发表《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向教育部郑重提出五项要求：
（1）教育经费应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十五；
（2）拨外汇交各校购买图书仪器；
（3）三青团及国民党的训练经费，不得在教育经费内开支；
（4）按照物价指数支薪；
（5）教员薪金按物价指数调整。
教授们还明确表示：“如不能达到目的，吾人为国家前途及实际生活计，当采取适当步骤，以求上列决议案之有效贯彻。我们恳切的要求全国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者，一齐起来，坚决支持这个决议案。”教授们的宣言，迅速得到了全校学生的支持。12日，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为促使政府增加副食费”，决定实行罢课。他们一致认为凡人起码有争取生存权利并授权伙食团，“动用本学期尚存之全部膳食费，恢复二月份菜蔬素质，至吃完之日为止。待全部膳费吃光后，开始实行绝食，并作饥饿大游行，列队赴有关部院请愿。”
中央大学师生的正义要求，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14日，浙江大学学生公开表示：“为了饥饿与苦难，感于营养之不足维持最低生活，我们这些被生活压迫的人，竭诚高呼响应中大吃光运动。”北平各大学也纷纷响应“吃光运动”；上海“各大学响应‘吃光运动’者，至十六号止计有：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暨南、同济、复旦等五校。复旦大学膳厅门口并贴出大幅布告，内称：我们与其吃不饱，饿不死，不如将应得公费，按合理营养标准‘吃光’。当交大、上医二校宣传队莅临该校时，同学情绪更热烈。”（以上参看《文汇报》1947年5月13日—25日报道）
2分37秒内战费等于中大全体同学全月膳费
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1947年5月中央大学（中大）学生曾在校园民主墙上贴出了《求证一则新数学几何题》，形象地显示出学生膳食费和战费的关系，内容如下——
证：因本年度国民政府总预算为20万亿元，实际支出为60万亿元（按以往经验，实际支出常为预算之三倍）。
内战费用占80 ％，故为48万亿元；
故每月战费为4万亿元，每日战费1333亿元，每时战费55亿；
每分战费9千万，每秒战费150万；
故2分37秒战费为23850万元；
因中央大学同学每月每人膳费共5。3万元（米价折2。9万元，副食费2。4万元），
故中央大学全体同学，每月膳费（按4500人计）应为23850万元；
故2分37秒内战费用，等于中央大学全体同学全月膳费！
（引自《学生肚子饿，前线炮弹肥！——请看“几何”推理》，原载《五·二○运动资料》第一辑150—151页）
另外，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所做《食物调查分析报告》确定学生的基本伙食标准：
“应增加之动物性蛋白，每人每月所需为6万元；应增加之植物性蛋白，每人每月所需为1。5万元；应增加之脂肪质，每人每月所需为3。6万元；故维持每人每月最低健康标准之伙食费，至少应有11。1万元的副食费。”学生要求提高副食费更是理直气壮。
面对学生的要求，政府的答案总是：国家目前经济极度困难，教育经费增加实在不易；而学生则指出问题的根本在于内战，并表示没有义务来忍受因内战所造成的苦难。
广大学生在为争生存斗争的同时，渐渐觉悟到：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在于内战，在于当局的武力统一政策。内战使大量的财富毁灭，使通贷膨胀，使物价飞跃，使人民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道路。为生活所迫的学生愤怒地发出了“举起我们骨瘦的手，向饥饿宣战，向制造饥饿的人宣战”的呼声，并提示饥饿的原因“一切都是因为内战所引起。”（参看《中央大学学生为要求增加公费再度宣言》，转引自《五·二○运动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