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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５年共收入２８３２．５圆，其中教育部的薪俸１６５２圆，占５８％，讲课费７０５．５圆占２５％，稿酬４７５圆占１７％，平均每月收入２３６．０４圆。本年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从９月开始又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担任这些兼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
１９２６年共收入４２５７．１２圆，其中，教育部薪俸５７８圆，占１３．６％，稿酬１１７７．３圆，占２７．７％，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讲课费４０１．８２圆，占９．４％，厦门大学预支的薪水和旅费２１００圆，占４９．３％，平均每月收入３５４．７６圆。
通过好友林语堂介绍，１９２６年７月鲁迅应聘担任厦门大学研究教授，收到厦大提供的旅费１００圆和月薪４００圆后，于８月２６日携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这是他生平一大关键性转折。由此，鲁迅彻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从经济上正式成为一个甘冒风险的自由职业者。
作为这一转折有两个重要标志，其一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人权而向法院控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其二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经济权而向教育部一再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诸于众。
１９２６年８月鲁迅决心离开北京南下，除了种种原因（如军阀统治的黑暗、婚姻与恋爱的矛盾）之外，还有经济生活上的郑重考虑。而且经济的因素很重要，这一点，只要细读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和《端午节》《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以及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就可窥其端倪。
鲁迅自认属于“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参看《二心集》序），实际上鲁迅的经济地位乃中间阶层（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以前或译为“中产阶级”，窃以为不妥，容易令人望文生义，归入“反动资本家”之列；而“中间阶层”主要是自食其力的脑力劳动者，并非生产资料的独占者）。整个现代史表明，中间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人类进步的推动者，是新思想的开拓者，是现代文明的重心。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以自己的实践、以亲身体验回答了这个难题。如果没有一些文化机构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大学院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职业选择，如果没有一些出版机构如新青年社、晨报社、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言论发表，如果不是鲁迅自我奋斗努力保持了中间阶层的自主经济地位，那么，也许他早就被黑暗势力无情地扼杀、吞噬了，那就根本谈不上还会有什么鲁迅精神。物质上的宽余和精神上的自由，应该是互为表里的两面，缺一不可。
鲁迅的魄力和魅力，就在于他毅然选择了“自由职业”这样冒着很大风险的经济地位，鲜明地显示他对“权和钱”威逼利诱的藐视，超脱于“官场”与“商场”、“帮忙”与“帮闲”之上，保持了他比生命更珍惜的独立人格。当然，同样具备中间阶层经济地位的人，也可能画地为牢、自弃于世，甚至被民众所不齿。因为自由固然不能由权和钱所买得，却可以因权和钱而出卖。例如他的“人才难得”的二弟周作人，以及文化专制下的某些写作班子、自鸣得意的大棒笔杆儿们。
《鲁迅家用帐》和《书帐》的日常支出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4）
（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９２６年２月一斑）
我们对于鲁迅在北京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的收入全貌有了一个轮廓的了解，但是对于他的日常生活支出尚属未知。幸好，鲁迅博物馆于１９８９年秋发表了《鲁迅家用帐（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弥补了这个不足。该家用帐本历时两年半，从癸亥年六月廿日（１９２３年８月２日）到乙丑年腊月廿九日（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１日）。
鲁迅在帐目的第一页写明：“民国十二年旧历六月廿日移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这是因为他与周作人夫妇在经济和家务问题上严重冲突，鲁迅偕发妻朱安女士被迫迁出八道湾旧居，自立门户。从此由鲁迅本人管家记帐，一直到他１９２６年夏天离开北京南下。
砖塔胡同６１号房租每月８圆，一开始雇佣一个女工（月工资２－３圆），三口人共同生活。１９２４年５月鲁迅以国币一千圆购置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今鲁迅故居），接母亲搬来同住，那就是四口人。
《家用帐》是以农历记日期的，这是为了符合家人的习惯，便于传统节日的安排。但每月的收支大致上可以跟公历记日期的《鲁迅日记》相对应。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我把鲁迅的《书帐》也附列其中。这样可以见到鲁迅北京时期日常收支的一斑。兹整理如下：
１９２３年
家用平均每月39．43圆。书帐平均每月12．43圆。日常支出平均每月 51．86圆（本年鲁迅一家三口，母亲尚未跟他们同住）。
１９２４年
5月２５日迁入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其间鲁迅于7月7日离京赴西安讲学，8月11日返京。下半年鲁迅母亲搬来同住，人口增为四人，所以开支增大。家用平均每月48．06圆，书帐平均每月8．286圆。日常支出平均每月 ５６．３４６圆。
１９２５年
家用平均每月６６．６４５圆， 书帐平均每月１３．２６圆。日常支出平均每月７９．９０５圆（本年母亲已来同住，有四口人）。
１９２６年
一月 ５１．９圆，二月（乙丑年岁末）１１０圆。（一家四口，而且是春节时期，所以开支很大）。……本年平均每月家用难以计算，书帐平均每月３３．３６圆。
以上，仅能窥见鲁迅日常支出的概貌。录此一斑，并非全豹，仅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鲁迅在北京的住房
１９０９年，２８岁的周树人由日本留学回国。辛亥革命后，１９１２年２月周树人应蔡元培之召，到了南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部里供应食宿，此外每月发３０银洋（相当于今１千２百元）津贴。由于政局变化，北洋政府定都北京。同年５月周树人随蔡总长来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住在宣武门外绍兴县馆，度过了整整八年“无日不处于忧患中”的孤独生活。起初每月津贴６０银洋。后来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月薪二百多银洋（相当于今８千多元）；但每月都要汇寄一百银洋给老家母亲和兄弟作为家用。月薪逐步递增到３百银洋，然而他的经济负担非常沉重，不仅每月要向绍兴老家寄一百圆，还要向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日本家中寄钱。也就是说，他要供养六、七个人。
１９１１年秋天年周作人携日本妻子回国，他起初在绍兴中学教书，月薪５０银洋，陆续增加到６８银洋，但入不敷出。经鲁迅介绍周作人受聘在北京大学任职，１９１７年４月单身来到北大，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辑，月薪１２０银圆；后来任文科教授，月薪２４０银圆，还有兼职收入。这时鲁迅月收入３百－４百银圆。此外稿酬也很可观，例如：１９２１年周氏兄弟合作翻译了《日本现代小说集》和《现代小说译丛》，每册１０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稿酬千字５银圆，共得１千银圆。
１９１９年，鲁迅兄弟俩以省吃俭用储蓄的钱、加上卖掉绍兴故宅所得１千余银圆，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湾一套大四合院，房价３千５百银圆，中介费１７３银圆，税款１８０银圆；自来水管费１１５银圆；为了这个新居花费４千银圆左右（折合今１６万元）。这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担任专职教授月薪２４０银圆，兄弟俩月收入共６百多银圆（合今２万５千元以上），房价相当于他们７个月的薪金总和。周树人从老家浙江省绍兴将母亲和妻子朱安女士、三弟周建人芳子夫妇一起接来，年底周作人和信子一家又从日本探亲归来，在新居会合。这总算圆了鲁迅的大家庭之梦，真是“兄弟怡怡”。
２０年代开始，中华民国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屡屡拖欠公职人员的薪金。教育部在１９２０年上半年拖欠了一个月的薪金，下半年则一拖几个月，直到年底才把９月份的薪金发全。１９２１年和１９２２年情况更糟糕，仅能领取薪俸三分之二左右，鲁迅月薪应得３百多银圆，实得２百银圆左右。特别难以容忍的是二弟妇羽太信子掌握家政后挥霍无度，经常入不敷出。为支撑三代同堂大家族的浩繁开销，委曲求全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借债度日。
周家三兄弟和母亲、眷属（周树人妻朱安、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及儿女、周建人妻羽太芳子及儿女）加上几个佣人一共十几口，同住一个三进二十几间房屋的大四合院，应说是比较富裕。然而由于羽太信子掌握日常费用，挥霍过度，每月生活费７百多银圆（合今将近３万元）都不够开支，经常入不敷出。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中谈到：“有时茶余饭后，鲁迅曾经感叹过自己的遭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妻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总有六百余银圆，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据鲁迅说，那时周作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