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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杂项
其他嗜好、教育、文化费用每户年均１１２圆，占总支出的２４。６％，其中茶叶烟酒费用为２０圆。香烟（普通的金鼠牌）每盒５分钱，每条４角８分钱；普通茶叶每斤３角３分钱。
教育程度：在３０５家的户主（平均年龄３４岁）里面，上过小学的有１００人，占３３％；受过初中教育的２０人，占７％，其他４０％的人所受教育不满一年。３０５户的工人子女中，仅有一个人是大学生，每年学费８０圆。
订阅报纸的家庭仅有１６户，占５％；绝大多数家庭保持敬神祭奠的传统习惯，每年化费４圆，而锡箔费每户２圆。从农村带来的迷信、愚昧等陋习尚有相当大的市场。文化素质还是有待提高。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9）
１９３０年上海市产业工人数为２６万３千人。周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工人数：无锡市为７万人，苏州市为６万人，宜兴市为１２万６千人，武进市（常州）为１万６千人，南通市为１万３千人，镇江市为９千人，南京市为１万８千人，杭州市为１万６千人，芜湖市为１万５千人……，共计约６４万人。总之，３０年代以上海市为中心，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现代工业区，为当时东方最大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而这一地区的现代中间阶层和产业工人的兴起，为当时新文化提供了革命动力和新鲜的血液。
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上海市社会局对于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进行了持续５年的跟踪定点调查。考虑到区域、行业、年龄、人口、收入、消费、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等项目，随机抽样３０５户工人家庭（共１４０１人，平均每户４。６２人，其中就业人口２。０６人；通常是一对３０岁左右的工人夫妻加上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平均“等成年人口”为３。３人）。逐日将生活费记帐，坚持数年，加以整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这３０５户工人的行业分布为：纺织业６０。３％，搬运业（以及行贩）１１。６％，机器及建筑业９。５％，饮食业７。８％，化学工业６。４％，其他，水电业、印刷业４。４％，基本是按照上海各行业比例。
居住区域为：沪东２１％，沪西４２。３％，沪南１８％，沪北５。９％，浦东１２。８％，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根据１９３４年出版的《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辑）所列出的数据，可以看到１９３３年一个典型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不妨与上述１９２８年的统计资料作一比较）：
1933年上海市一个典型的工人４口之家（合３。３个“等成年人”）每年生活费４５４。３８圆，合每月３７。８７圆；也就是说，每个“等成年人”每月最低生活费为１１圆５角。基本生活费用分为５大类：
日常食物５３。２％，房租８。３％，衣着７。５％，燃料６。４％，杂项２４。６％，这５大类，成为几十年来统计生活费用的基本项目。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1）
（十一）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
独立人格往往需要独立的经济关系为后盾，四大自由必须以社会经济选择的自由提供保障。“海阔任鱼跃”和“笼中鸟有翅难展”都可作此解。虽则经济的富裕有时伴以精神的贫乏，然而思想自主权和表达权必须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支撑。
早在１９２３年鲁迅就公然宣称：“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或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鲁迅又指出：“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争取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北京第一版１６１－１６４页）
鲁迅这段话已经说过了七十多年，鲁迅研究早已是首屈一指的显学和官学，然而，关于“鲁迅和要紧的钱”、关于鲁迅本人为经济权所作的“韧性的战斗”、关于鲁迅经济生活背景的考据和分析，长久以来却被专家们所忽略或回避。
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一点突破。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实证的方法、而非纯思辩的方法。重在揭露事实真相，耻作无稽空谈。
以简约、明确著称的《鲁迅日记》中，贯彻始终的主要部分是他的“经济权”明细帐。鲁迅本人对于金钱的关心程度，远远大于几代鲁迅研究者。专家们经常引证《鲁迅日记》中交友、聚会、往来信函的记录，却很少注意他的金钱收支帐目。本文试图从这些枯燥、琐碎、而又频繁出现的银钱数字中，从另一个新的角度解读鲁迅。
我认为：离开了经济生活的鲁迅，决不是完整的鲁迅。
本文主要根据《鲁迅日记（１９１２－１９３６）》和新发现的《鲁迅家用帐（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即１９２３．８－１９２６．２）》以及《鲁迅家用收支帐（１９２６．９－１９２７．１２）》，参照有关史料，如民国经济史、货币史、出版史、教育史、民俗史等，并对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知识阶层的生活环境（衣食住行、校园教室、书市报摊、茶室饭馆、娱乐场所的费用）加以考证和简要分析，试图说明“经济权”对于鲁迅一生的重要性，以及鲁迅如何摆脱“官”的威势、“商”的羁绊，傲然超越“权”和“钱”，从而保持了他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
鲁迅的经济来源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生于浙江省绍兴。幼年家境从小康陷入困顿。1898年周树人17岁时，母亲变卖首饰筹集８块银圆的路费（当时１块银圆约相当于百年后70元人民币），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免学费、膳费，每月还有少量津贴。实习期三个月内有津贴３百文（相当于３角银洋，即今人民币３０元），以后逐渐增加，第一年有２两银子（当时１两＝１千文）。不久转入路矿学堂，1902年１月毕业。在这期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他从菲薄的津贴中用５百文（５角钱）买了一本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1902年４月赴日本留学。据鲁迅回忆：“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圆。”（引自《华盖集续编》）而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圆，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圆。”（引自《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一书）。
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２０岁时也到日本留学。1907年周氏兄弟合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２百多圆，合同上注明千字２圆。（据《周作人回忆录》第201页）。同时周树人还有一些著述和译文出版，后来收入《坟》和《集外集》等。
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时期花费很多钱买书。据统计，当时购买的德文书籍共127种，贵重的如《世界文学史》１０圆，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说《绞吏之绳》５角。购书占据生活开支的首要项目，并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
这时周树人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并准备从事新文学运动，但却于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国。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后来鲁迅在《自传》中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在家乡做教员，月薪约30银圆。
辛亥革命后，1912年２月周树人到了南京，由挚友许寿裳推荐、应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之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部里供应食宿，此外每月发给30块银洋津贴（按购买力估算，当时１块银洋＝今人民币50元）。由于政局变化，中华民国定都北京，4月底周树人北上，8月定职为教育部四等“荐任官”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注：林志浩《鲁迅传》误为“第二科科长”应更正，参看《鲁迅研究资料22》第34页。）月薪２百多圆，后来增加到３百圆（按购买力估算，20年代国币１圆＝今人民币35－40元），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一直到1926年８月离开北京。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徘徊了各有半年以后，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成为中产阶层的自由职业者，以卖文为生，经济收入得到保障，度过了他富裕而又艰巨的后半生。
鲁迅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下列四方面：
（１）公务员收入
中华民国一成立，周树人就由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录用，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1912－1926年），时间长达14年多；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起初津贴费６０银圆，不久月薪定为二百银圆，后来增加到三百银圆。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政治腐败、扩建军费、挪用公款而经常拖欠部员薪水和教育经费，到1920 年以后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发给本年３月的薪水，1925年１月才发给前年７月分的薪水等，不一而足。最后鲁迅离开北京时，北洋军阀政府还欠他两年半的薪水。鲁迅曾如此感慨：“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