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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1927年《申报》总主笔陈景韩月薪600银圆，其他高级职员在200—300银圆之间，年底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正之的月薪为400—500银圆。 徐铸成1927年进入《大公报》时，还是个学生，试用期月薪起点30银圆；到1938年他的月薪提高到170银圆。据徐铸成回忆，当时一般资深编辑月薪100银圆左右。
从这些实例看来，在20世纪20—30年代，报社的职员收入是“与年俱增”的，以《申报》待遇最高，但大体上差不多：一般的编辑记者月薪80—100银圆，象徐铸成和顾执中这样的“名记”170银圆左右。高级职员的月薪在200—300银圆之间，年底同样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
但是出版家张静庐民国初年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做编辑时，每月只有20圆的薪水，且还要分几次在柜上领取。
1912年12月，张于贞、周衡甫、李心莲初来商务印书馆时，试用期月薪24圆，“半年后得力再增加”。就连沈雁冰（后来的茅盾）由北京大学预科初到商务印书馆时，也是一样的待遇。通常试用半年后正式录用，起点月薪30银圆；此后惯例是每年增加10圆。
其他资历稍高者，待遇也高些。1912年6月，许志毅、凌文之初到商务印书馆，月薪各60圆。10月凌文之说，有人邀请他任教员，月薪80圆。“为家累计，不能不弃少就多。”馆方同意明年（两个月后）加增薪水，论其能力亦尚值得。杨仲达来馆，起点月薪160圆。
1916年2月邵长光愿离政界到商务印书馆服务，商订月薪由160圆至200圆。3月邵培芝到馆，月薪180圆。8月平海澜到英文部任编译，月薪100圆。
1916年9月蒋梦麟留美博士蒋梦麟（即后来继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者）尚未归国，经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就定月薪200圆。
1919年2月周越然来馆，月薪180圆。10月谢福生定月薪200圆。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
商务印书馆慕名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商务印书馆想要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由沈雁冰出面，商议月薪为300圆。
1922年中华书局给田汉的月薪一开始就是100圆（因为田汉有日本留学资历），后来约请徐志摩主编文学月刊的编辑费为每月200圆（因为徐志摩有英国留学资历）。
可以看出，出版社的职员经济待遇差别比较大，那些有着高学历（尤其是从海外留学归来且有博士学位者）、办事能力强、资历深的职员，薪金较高，一般职员较低。年终有“花红”分配。最重要的是：基本上每年调整薪金，通常加薪幅度为10—20银圆。
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工资
清末民初，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待遇微薄。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发起人中，夏端芳和鲍咸恩、鲍咸昌兄弟都是印刷工人出身。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廖维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一文中列举上海印刷工人工资情况说：
有月工与包工之分，月工（计时工资）是按每月所订定的工资发给，都在15圆以下，包工（计件工资）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时没有工资，他们的工资更少。
1920年，综合上海几十家（包括商务、中华等）情况，印刷工人的工资分三等：
头目20圆至50圆；下手10圆至30圆；学徒1圆至10圆。
女工只有摺书、订书二种。摺书：洋装（即洋纸）摺一页的，每千页20文；二页的每千页50文；三页的每千页70文；四页的每千页90文。本装（即本国纸）每千页7文，也有每千页9文的。钉书：本装一本5文，洋装稍高。摺书最快的，每月可得十几圆的工钱，普通每月可得5—6圆，初学者，每月只得2—3圆。
1925年商务印书馆职工发生了一次经济斗争的罢工，取得胜利，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参看本书第三章）。同时，整个出版印刷业普遍增加了工资待遇。
1927年《申报》第一次成立工会。工会出面跟《申报》老板史量才商定：工人的最低工资为每月29银圆，春节前发一个月双薪，还有一定奖金。
1927年上海出版界工人的经济收入状况有所提高，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第六章记述如下：
营业部有部长，纯粹为商人性质，须干练而长于会计，月薪约在100圆左右。
属于其下，有专司广告者，有专司代派者，有专司订报者，有专司零售者，有专司出纳者，有专司中外书牍者，有兜揽广告者，有承接制版印件者，其月薪每人均在30圆左右。
印刷部由娴熟于机械者管理之，或由营业部长兼任。属于其下者，有排字之工人，有铸字之工人，有打纸版浇铅版之工人，有印刷之工人。其制版有直接雇佣者，每名月薪均在10圆至20圆之间，但仍须择一人为领袖。便监察一部分之事务，月薪约40圆。
制铜锌版者，另为一部分，有时兼外出照相，月薪均约在三四十圆之间。
作为一个参照，列出当时脑力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水平：
根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载，1927年上海市中小学教师月薪平均４１。９圆（合今人民币约1400元），中英文打字员月薪３０圆以上，办公室秘书月薪最低50圆左右。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戏剧、电影业的兴起（1）
（五）戏剧、电影业的兴起
文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
19世纪9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真正的开端。作为这个开端的路碑，有如下一系列事件发生——
1895年天津北洋大学堂创办，1896年上海南洋公学创办，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
1896年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上映。
1899—190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徐汇公学的同学演出欧洲戏剧。
我国第一代文化人，这时从学校教育、新闻出版、娱乐演出三个方面，登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文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的情况，还要从我国传统的老戏园子——茶楼说起。
北京最老的戏园子广和楼
广和楼坐落在北京市区前门大街（旧称正阳门大街）肉市街路东，它是北京现存的最古老的著名剧场，旧社会叫做“戏园子”。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清朝吴长元《宸垣识略》（1788年初刊本）提到：“查楼在肉市，明巨室查氏所建戏楼，本朝为广和戏园。”清朝戴璐《藤阴杂记》（1796年成书）载：“《亚谷丛书》云，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酒园也。查楼木榜尚存，改名广和。”所说的太平园、四宜园早已无踪影，仅存查家楼，就是广和楼的前身。
清雍正五年（1727年） 因查嗣庭文字狱案，查楼被朝廷没收后，归于清廷内务府掌管，并向民间出租。几易其手，均以合股方式经营。改名“广和楼”当在此后。
戏园子在清朝初年是以茶座为主的，戏剧只是作为茶客品茗聊天之余附送的一种娱乐。那时茶园子老板只卖茶座钱，没有“戏票”一说。戏园子里面的座席也是双排对放，舞台置于茶座一侧，茶客赏剧，要侧着身子扭转头才能看见舞台。在茶园里主要是喝茶，附带着听听戏。所谓“看”戏就摆在更次要的地位了。今天有时在剧场里还能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闭着眼睛叫好，那就是多年以前习惯于逛戏园子喝茶“听”戏的。
从这座席的设置，也说明茶客消遣本来是品茗闲谈为主、赏剧为辅；而当时赏剧则是以听为主、以看为辅。到同治、光绪年间，京剧 （当时叫做大戏） 逐渐普及深入人心，人们进入戏园子慢慢地转成以赏剧为主、以饮茶为辅了。于是，茶楼 —— 戏园子开始出售戏票。
“喜连成”科班
京剧在清末民初称为“大戏”，正统“京朝派”的摇篮是“喜连成”科班，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在广和楼唱戏，大约在1909年离开。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 （1913） 广和楼跟“富连成社”（原“喜连成”改名）签订长期合同，双方又合作大约20年。
在广和楼唱戏的“富连成”科班演员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唱逗戏（取乐逗笑和调情戏）的时候，所说的话有好多不雅之词；同时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怎能坐在一起看戏呢？ 所以广和楼一直不卖女座。民国八年（ 1919年） 加演夜戏时，楼上就一律卖女座，楼下仍一律男座；但白天的日场还是不卖女座。票价每位16枚铜钱 （1919年北京1银圆可兑换铜钱130枚） 到了民国二十年 （1930年，又一说到1931年） 呈请社会局，经批准后，才开始男女合座。
广和楼怎样收钱
从前广和楼的规矩，听戏不买票，只收茶水钱。只要一坐下，“卖座的”（即服务员）就给沏一壶茶，拿来一个茶碗，当面收茶水钱，这里包括有听戏钱。当时的钱叫做铜子，“当十文”的是一枚“当二十”的铜元又称大枚，两小枚换一大枚，5大枚叫一吊钱，只花十六枚 （即160文，合8大枚） 就能听戏。20…30年代，北京市面上的铜钱不断贬值，1块银圆起初可兑换15吊，即150枚，或75大枚；后来可兑换30…40吊了。
收钱的是个“头儿”，这个“头儿”腰带正面挂一个一尺长半尺宽的蓝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