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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示抗议。8月27日开学在即，馆方接受职工会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1925年8月，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规定从本年10月1日起，增加总分支局同人薪工，标准如下：甲、薪工在10圆以内者加30％；乙、薪工过10圆至20圆者加20％；丙、薪工过20圆至30圆者加15％；丁、薪工过30圆至50圆者加10％；戌、学生满1年加1圆，满2年加2圆。
（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455页，中华书局，1954年）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1）
（四）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
——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分成
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我国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自由职业者——专以写作（所谓“爬格子”）为谋生方式的作家。他们主要依靠稿费、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来保证生活。
据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一文所述“平时我国出版业86 ％ 在上海”。20世纪初叶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如果说北京是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中心，那么上海则无愧是全国书刊出版事业的中心。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近代工业城市和通商口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事业的发源地。
1872年以后，上海申报馆垄断中国出版行业达四分之一世纪。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中华书局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321家出版社、200多种报刊，而北京只有３家出版社、24种报刊。五四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大多在上海出版。1902－1916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22种。商务印书馆1902－1920年间，出版图书3522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846种占四分之一。
举世闻名的上海文化街——四马路
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上海的商业中心棋盘街汇聚了多家很有影响的出版单位，成了出版业的中心。曹聚仁在《棋盘街上的沧桑》一文中写道：
五十年前（清末民初），上海的商业中心在棋盘街。直到笔者来到上海（1922年）时，上海租界向西向东北延伸，南京路上的繁荣，已经代替了棋盘街。在我们记忆中，提到了棋盘街，就等于说是提到了全国出版业的中心。（也好似提起了望平街，即唤起了新闻事业中心的印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两家书业重镇，雄踞在福州路（四马路）、河南路的转角上；在从前，我们应该从“商务”、“中华”数起，往南再说到文明书局、群益书社、民智书局、扫叶山房、中华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作纵的伸展；后来呢，却沿着福州路作横的发展，从黎明书局算起，“开明”、“大东”、“北新”、“世界”、“科学”、“生活”，一直到福州路西头，还有那家大规模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其他小型书店，如“光明”、“现代”、上海杂志公司、“春明”，不下五六十家。
这里说的便是上海图书出版业繁荣的状况。如此众多的出版社和报刊，必然有一支庞大的编辑记者队伍，这便形成了上海出版家群。中国80 ％ 以上的书店集中在上海外滩著名的四马路（即福州路）南北方向的两三个街区，长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文化街”。
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空军突然轰炸上海前，这里有新旧书店三百余家。其中最大的两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它们的办公大楼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路口并峙一地，互相构成了激励竞争，酷似南京路上的先施和永安两家百货公司。
它们附近有很多书店，有些书店因为跟新文学期刊或作家有关而声名远扬：比如“群艺”率先印行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北新书店是鲁迅作品的出版社；胡适的著作大多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月》由新月书店印行；“开明书店”以编青年读者之教科书而著称；生活书店因了邹韬奋主编的进步刊物《生活》而得名；现代书店则是施蛰存的《现代杂志》和叶灵风的《现代小说》的后台；精美的《良友》画报属于良友图书公司；迷人的《金屋月刊》属于金屋书屋；这还没有计入那些数量惊人的画报、妇女杂志和电影杂志。光一家上海书店就在30年代中期号称印行了约二十份杂志，而且出版速度是每天一种。
福州路周围这一地带还有一些老字号的传统文具店、饭馆、茶室、饭店和妓院，往南一直伸抵老城厢，这里是鸳蝴派文人和报人的“生活世界”，像包天笑、陈蝶衣、狄楚青和周瘦鹃这些人就常在书店茶室和妓院消磨闲暇。
总之，四马路是20—40年代新派作家最常涉足的地方，它的声誉经久不衰。
诗人徐迟在《江南小镇》一书中，激动地回忆1930年代，他从北平的燕京大学南下上海时，作为一个写作新手，由挚友施蛰存带领着到“四马路”逛书店的情景：先去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它有自己的外文图书馆），然后一路浏览许多大大小小的书店，接着去喝下午茶。这几乎也是很多其他作家的日常行踪。在中文书店里，他们不仅能找到他们的作家朋友新近出版的作品和译作，还能看到书店自己最近发行的期刊。在南京路附近的外文书店，他们可以买到外文书，还能以“货到付款”的方式王订。此外，在一些旧书店和书摊可以轻易地找到西文旧书——主要是小说，其中不少是外国游客的航海读物，等他们的轮船到上海登陆后就贱卖掉了。
满清末年初订的稿酬标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2）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的同时，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梁启超拟订的《叙例》中说：“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之书，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皆可随时商订。”（载《饮冰室文集》之二）这是支付稿酬的声明，但没有公布具体的标准，而只是说：酬劳可以随时商订，或者给金钱，或者赠送印成的书籍若干册作为（抵当）稿酬。也就是说，当时大家的“稿酬、版税”概念并不怎么明确，因为尚未形成规范的文化市场。靠售书赚钱的“书商”是早已有之，然而靠卖稿吃饭的“自由撰稿人”还在孕育或襁褓之中呢。
目前我查阅到的中国最早有关版税的史料，是1901年上海《同文沪报》规定的“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也就是版税 20 ％ ；最早有关字数稿酬的史料是梁启超记载：他主持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皆为1902年创刊）等刊物“大约评述及批评两门，可额定为每千字３圆。论著门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价值），多者至４圆而止，普通者亦３圆为率。记载门则２圆内外，此其大较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7页）
按照我的研究结果，20世纪初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人民币70元。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规定的稿酬标准可分三个档次，为千字2圆（合今人民币140元）到4圆（合今人民币280元）；通常为千字3圆（合今人民币210元）。
1903年，即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第二年，林纾新译本《伊索寓言》便交给商务出版。1906年《林译小说丛书》50种陆续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编印《说部丛书》第一集100种，其后陆续出版了第二、三、四集。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林纾译述小说共181部，每部约为20万字左右。其中一些小说，既发表又出版，发表时也有稿费。郑逸梅等回忆说，林译小说“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几年间，共达140种。……稿费也特别优厚。当时一般的稿费每千字2—3圆，林译小说的稿酬，则以千字6圆计算，而且是译出一部便收购一部的。”（据《林译小说的损失》，转引《中国近代文学史论文集·小说卷》第688页）
这样每部稿酬1200圆左右（合今人民币6万元）。根据我的计算，由于物价上涨的因素，民国初年（1911…1919）这一时期1银圆的购买力大约折合今50元。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林纾十几年间的稿酬收入高达20万银圆以上，合今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可见由于林纾翻译小说的畅销，所得稿酬超过了一般规定的两倍。
周作人回忆：在1907年周氏兄弟翻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2百圆，10万字，“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周作人回忆录》第196页）
《著作权律》和《著作权法》及其施行细则
中国第一部保护著作人利益的著作权（版权）法，是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０年）满清政府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离世界第一部版权法《安妮女王法令》正好二百年。它共有５章５５条。但是颁布后不久清朝政权就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著作权律》并没有真正施行。到了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北洋政府颁布了《著作权法》。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著作权施行细则》。著作人的权益受到法律保障。
本世纪初，我国稿酬制度已经形成并且跟国际接轨。稿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稿费，又称为“润笔之资、润笔费”；（二）版税，又称为“提成费”、“版费”；（三）买断版权，又称为“作价购稿”。
我国版税的具体规定，开始于１９０１年３月“东亚益智译书局”在上海市《同文沪报》上刊登广告，提出“译出之书……当酌送润笔之资或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这“售价二成”意思就是“版税２０％”；而更早一些，上海《申报》馆在１８７８年３月刊登“搜书”启事，提出“以书申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