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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提醒，在场的人才忙着去翻那大的报纸。堂堂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门有时也很疏忽，隔了两三天后还没发现任何异样。看着那天的报纸，江青的双唇倔强地绷紧了。她明白，陶铸是常委兼中宣部长，主管《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舆论，如果没有他的指示，新华社的任何人都不敢那样做。不过，她也知道，知情者的圈子是不大的，也是很小的。为了显示一种特权或出于其他目的，她竟当着这些人的面去拨动那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才熟悉的电话号码。
“润芝，我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江青对着话筒大声喊道，这下把屋里的人全都镇住了，他们屏心静听，眼睁睁地望着她，听着从线路另一端传来的那个令人尊敬而又有些畏惧的声音。
“我是毛泽东，有什么话就说吧。”
江青绘声绘色地描绘了9月17日报刊上登出的那组照片，要求追查将邓小平的脑袋贴在陈毅身子上的“换头术”。末尾，她咬牙切齿地说：“陶铸的胆子越来越大，现在显然不是偶尔犯错误了，而是有预谋地要同中央文革对抗，我建议解决他的问题。”
“此议不妥。”毛泽东的声音很清晰，“你这人呀意气用事很厉害，忘记了当前的任务是什么！我已经批评你多少次了，有些事你不要插手好不好啊？别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几个拳头打入，兵分多路到处出去，这是最要不得的。军事上这叫致命的冒险主义，政治上也是一种幼稚的狂妄作风。要改哪？”
在场的人都感到了震惊。他们都隐约地感到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要求极严，也常对江青和子女们进行严肃的帮助和批评，但都没有亲眼见过，亲耳听到。眼前这一幕，却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他们内心浮起一股又一般一时难以表达和说清的感觉。此刻的江青，脸一会红，又一会白，显得很不自在。只见她一个劲地“啊”着，点着头，不断地说：“好了，我明白了，”
江青放下电话，故作轻松地叹了口气：“你们听见了吧，主席这个人心肠好，对干部特别宽大，所以使有些人总是钻他的空子。”
陈伯达的脑子转得快，他不是那么看问题。他曾在过去见过不少和毛泽东发生分歧甚至进行斗争的党的高级干部，一类是公开和他干，争吵、辩论，甚至闹得不欢而散。一类像陶铸、刘少奇那样在一些问题上和毛泽东发生分歧，毛泽东对前者甚至比对后者还要宽容，总是在各种场合或问题上顾及他们的利益。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因为几乎所有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的人，都受到了群众的不同程度的批判。而毛泽东很少问及这方面的人和事。
他在几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上搜寻着什么，但显而易见，他已下定了决心，坚决跟着毛泽东走下去，在刘、邓、目的问题上他必须谨慎而决不能再犹豫徘徊。
张春桥站了起来，他很老练地说：“革命，在任何国度里都有一个时机问题。时机不成熟时，我们应该耐心等待，不过，任何两面派人物，你不让他暴露是不可能的，我们再给那些人物几个充分表演的机会吧。”
说完，他坐下了。
这番活，使陈伯达感到非常不快。他觉得，张春桥自从来北京后，似乎显得很得意自傲，说话口气都很大，多少有点儿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味道；只是碍于江青处处袒护上海的缘故，他从来没把自己的这种情绪表现出来。此刻，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些资本和机会、便话中有话地说：“任何时机也是由毛主席决定的，而不是其他人任意胡诌。”
“老夫子，这话是什么意思？”江青听他的口气不对头，转过身子问。
“没什么意思，是说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
“我看你就没听主席的！”
“我什么地方没听主席的，你给我指出来。”
江青正有气没处发，见陈伯达凑上来便把火苗子点燃了：“你陈伯达有什么了不起，我鄙视你！你不是就会写一些又臭又长的烂文章吗？”
“这些烂文章你还写不出来呢。”陈伯达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也顾不得斯文了，站起来吼道：“都在一个锅里吃饭，谁还不了解谁！”
这下，江青马上不吭气了，因为有几位工作人员闻声走了进来，她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中央文革内部的矛盾。同样，陈伯达也不愿那么做，所以，他们之间风风雨雨了一阵子，紧接着便都消了气。再接着，就是握手言欢。
“我们文革小组民主搞得好，可以吵架，可以尽情地发表意见。我这个人，是不会打击报复的，如果有这种情况，你们可以炮轰我！”江青说。
陈伯达也说：“我是一个穷秀才，有话藏不住，说错了你们全当我没说。”
只有康生城府深，既不轻易表态，也很少检查自己，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观察、不失时机地决定着启己的态度。”
中央文革要员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种很难用语言说清的徽妙的关系。
“……那不用说，这些消息都不得外传。江青现在把矛头都指向了周信芳、白杨，赵丹这些名演员，实在没多大意思。把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都定成走资派、我们的党还能叫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吗？我真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想的。现在，总理也来劝我作检查，不作看来是不行了。我准备先主动一步、看他以后怎么对待我……”刘少奇的声音消失了，磁带在录音机上发出嘶嘶的响声，然后就停住了。一只大手把录音机关掉，那人向后倚着身子，把目光转向坐在椅子上的谢富治，可以听出、这是刘少奇和王光美以及某个省的负责人的谈话，声音或高或低，完全是在对方毫无知晓的情况下偷偷地录下来的。这种秘密的监视和侦听，一般都要经过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和批准。
那人把磁带从录音机上取下来，又把磁带重新安在录音机上。另外两个人的声音对他们来说当然是陌生的、但王光美的声音是可以分辨出来的。毫无疑问，刘少奇、王光美以及和他们谈话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是不满的，其中也杂夹着对毛泽东的不满，但对江青、陈伯达、康生的鄙弃和仇视，占了更大的比重。
“毫无疑问，这是很有价值的资料。”谢富治听完全部录音后，对那两个人作着指示，“你们给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头目们最近的活动及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我感谢你们。希望你们继续抓紧侦察，争取在两条路线斗争最关键的时刻再立新功。”
他鼓励他们一番后，将录音带装人一只大口袋里，匆匆出了他的办公室，乘车向钧鱼台驶去。他知道，这样的差事交给任何人办都是不可靠的，而且最容易走漏风声，只有他亲自出马。
很快，江青、康生、张春桥便掌握了全部资料。在谢富治眼里，只有他们三人，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真正核心。他有事必须先征得他们的同意。而他们，也把谢富治当作他们真正的心腹。但这一回，江青却出来制止了！
“别，这些情况先别向主席汇报。主席一旦追问起消息来源、反而把我们自己全装进去了。这件事，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当然，搞侦听这类活动，我们的性质和杨尚昆不同，我们是为了查地下活动，是用来对付党内分裂主义者的！”
“啊，是的。我已考虑过了。”谢富治轻声说道，“万一有人查起来，此事由我负责，我会应付的。”他正紧紧地握着一个精致的茶杯，眼睛盯着杯子上那美丽的金鱼图案。
张春桥凝视着公安部长，心中并不怀疑谢富治作的这个保证。他对中央的机构及其隶属关系虽不是那么熟悉，但对政治斗争中各种策略的应用却是很熟悉的。他轻轻地把搪瓷茶杯推到一边，点着头说：“在政治斗争中，一切从目的和需要出发，手段是不必多加考虑的。我最近看到了彭真的有关材料，现已证明他是叛徒，而刘少奇的历史状况本身就很复杂，建议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
康生摇摇头：“组织少奇同志的专案组，现在还没有这种可能。除非已经有了确凿的历史罪证，才能说服政治局。”
江青也说：“现在审查刘少奇，主席就不会通过。但春桥也的确掌握了他的一些情况，我看你还是提点线索，供富治同志调查使用。”
张春桥说：“大家知道，少奇同志是1921年加入共产党的，1922年至1925年他一直在安源矿区搞工人运动工作。但他执行的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攻击中国工人阶级是‘幼稚’的，说‘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做各种经济斗争’，实际上是搞经济主义。”
江青问：“他与资本家有勾结吗？”
“他到处训斥工人‘瞎闹’，提倡什么文明斗争。”张春桥显然作过一定的调查和准备工作，所以说起这些事实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当工人不听他的训戒，举行罢工斗争时，他又命令工人‘当比平时更加文明’，要‘能够维持秩’，并一再向当局表白‘我们的罢工，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1923年7月，少奇同志与资本家签订了七条协约，实际上是为日本人效劳的。”
江青插话：“安源煤矿所属汉冶萍公司有一半股份属日本。”
“当时，安源煤矿每天平均煤产量是2100吨，而协约上规定却要工人每天平均出煤230ａ吨以上，并规定今后工人‘不得动辄聚众暄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后来，少奇同志果然把‘恶劣分子“的罪名强加到’聚众吵闹’的工人的头上了，一下子把140多人开除了所谓‘俱乐部部籍’。而少奇同志亲自写的《救护汉冶萍公司》、《整顿萍矿意见书》等文件中，向人们呼吁：“中国国民呵！关系国民生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