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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离开了我们。
正是在这时，她才回到了我们中间。
父亲要我叙述，母亲和我共处的日子。他常常无头无脑地说一句：“你母亲以前考大学是第一名，人家不相信是一名女生，还查了卷子。”他得意地自笑了。
有时又说：“念大学的时候，校长的儿子追求她。可你母亲根本看不上那些纨绔子弟。”
他时常坐着，拿着书，半天不翻一页。我如果打断他的怅思，说：“爸，我们出去走走。”他多半是不高兴地答道：“我在看书。”
他掩饰自己。过一会，他又站起来，说：
“不出去吗？”
在盛年时曾经刚毅地忍受了飞来横祸，与妻儿和事业作生死别离，“苏武牧羊”似地过了几十年的父亲，却在极短的时间里变化了。
那深抑积年的人生悲愤，在他的暮年爆发了。
父亲变得挑剔和喜怒无常起来。
母亲美丽的笑容从镜框里望着我。死亡，使她又回复了那俊秀纯洁的形象，爱的形象。
她曾为着贫寒的父亲舍弃了倚门的安乐，她曾以勤奋苦读从一个千金小姐变成高尚的劳动者。
她身患重病，忍受着我的淡漠。她默默翻译，孤独地贡献着自己。
我不能裁判母亲。
我唯有以哀伤的心来爱母亲。她再也不是外人，而成为我们这个不幸家庭的又一不幸的成员。
在街上我遇见了“他”，我的第一个追求者。
这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待分配的大学生了。他衣着优雅，举止有度，带着一种“坐机关”的气味。
我曾经想爱他吗？
那个头发蓬松、衣服旧损的大学生，那忧郁的眼神，阴阳怪气的话，倒还有一点引动我的地方。
人总在变。
我却想要爱一种可靠的东西。
“记得解红吗？我们……”
他有点腼腆地说。
“那是我的老同学。恭喜了！什么时候吃糖？”
他沉了脸：
“无期徒刑！她那父亲卡着呢。”
“解部长？他怎么封建起来了？”
“是啊。明里都不反对，暗里出难题。我不入他的眼。”
“入解红的眼就行了呗。”
“嗨，当爹的都这样。轮到你头上，你就知道了。”
都这样？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第二部分生命（3）
我们还没有自立起来，他们却已经老去。
老去的他们仍是那么强大，足以作我们生活的裁判。
在我们年龄的强盛时期，我们并没有真正强盛起来。
我，甚至还不能自食其力。待业，这软弱无力的处境，和我渴求自强、自由的心灵每日每时都在尖锐的冲突中。
这，使得我对任何一种外力都倍加敏感。弱者的敏感。
解红“小两口”到我家来了。
我多么感谢他们啊。家庭里沉寂得就像墙上挂的那幅“奔月图”，真令人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解红，单眼皮，宽脸庞，愈加显得丰腴白净了。说话慢腾腾的，总看着人。寒暄中，父亲和她很投机。
解红的笨拙辞令，带着女孩子的柔媚。当她辞不达意的时候，那吞吐间的表情，更引人爱怜。
我和他——解红的对象坐在一边聊着。
我忽然觉得我像是这屋里最年长的人。
我不再渴求保护。
解红告辞了。父亲一直把她送出门外。他则帮她拎着提包。
父亲怅怅地回来。他说：“这女孩的风度很好。”
我不作声，默默地做饭。
苏老师知道，究竟谁的风度好。
父亲忘了，正是他的不幸，使我成为这样的“风度”。正是我，才能接受这不幸。蝴蝶结，它永远地躺在那间锁上的教室地上了。
我应该像小时候忍受罚站一样，忍受父亲的不公平。这是我的责任。
这是我的父亲。他能让解红罚站吗？他能影响解红的爱情吗？
他却影响着我的一生。
父亲的退休手续被拖延着。很久，没有收到工资了。
我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当临时工。
绕来绕去，就在我们家后面，一个堆满破铜烂铁的院子。
这时，我才看见了，从我童年时就记得的小巷深处的当当声，原来就来自这块空地上——一位年迈的腿有残疾的老人，用樃头代替冲床的生产所发出的声音。
我的心里起了一股强烈的失望和不满。不，我宁愿相信，那伴随我童年生活的小巷音乐是来自遥远的神秘之乡。
那悦耳的当当声曾亲切地应和着我童年蹦跳的步履，蹦跳的心灵，每天送我上下学。还有，星期天，父亲带我出游时，也总像欢庆的钟声一样响着这小巷音乐。
在异乡的梦中，这甜蜜的当当声变成了天堂的音乐，理想之国的召唤，洗涤人风尘仆仆的灵魂。
那构成我珍贵的内心生活的当当声，竟是出自这样一个乏味而令人心酸的场面。
在农村的劳动，仿佛只是学生生涯的延续。当我下决心去当临时工时，我并没有把到这个老弱病残收容所一样的单位来做工，当作我迈向社会职业的第一步。
“这也配？”我心里说。我不过来挣一点钱。
我没想到，在这个被人歧视的角落，我，开始了对自己人生起点的大反省。
起初，我像一个进入角色的戏剧演员，怀着殉难者的悲壮心情，在这里干着，不参与他们的粗鲁的玩笑，暗自哀悼我的青春和童年美梦的破碎。
渐渐地，我发现这里的人们很像那个江畔的小寨。他们没有在意我对这地方的蔑视。当我做出了废品或是完不成定额时，他们耽误自己下班的时间来帮助我。要知道在他们每个人的家中，都有着那么一大伙人，老老小小，嗷嗷待哺地望着他们。
他们好像突然有了约定：我在场的时候，都不讲脏话，不开那些俗得可怕的玩笑，不讲男人和女人的事情。要是有谁漏了嘴，那个敲铁皮的老师傅就会瞪他一眼，敲得当当声格外地响。大婶们就说：“人家是学生，大姑娘，你们到一边说去”
他们以这样温柔的同情来帮助我承受命运的重压。他们自己衰老，残废，褴褛，粗野，可是他们希望保护别人的青春，健康和纯洁。
他们说：“你不是干这个的，你干不长。”
敲铁皮的老师傅说：“你要干这个，跟我们一样，那还得了？那国家还要不要发展哪？你们不会像我们！你是有文化，有前途的人。”
以一种生活过来的资格，他们预见我未来的光明。在这些老弱病残者身上，有着比我更强大的善的力量。
他们有时争论些新闻，电影，或是外国的事儿，总是既一知半解，又一本正经，惹得我直想笑。
当他们争得互相发火、生气，老师傅总是要我当裁判：
“让人家学生说说。你们那些都不算！人家懂的还没开口呢。”
而无论我怎样直言，被否定的一方都得诚服。我成了这里的“学术权威”。
其实对那些太大的问题，我自己也是一知半解，可他们觉得我的每一句话都挺有道理。
这些边干活边吵嘴的人们，劳累止不住他们对世界的向往关心，贫穷压不垮他们的刚强和自尊心。
开始，我总是带着书，休息的时候，一个人到一边去读。慢慢地，我觉得上班带书是一种多余，或者说，是一种企图与铁工厂划清泾渭的可笑心理。我于是和大婶们一起去逛街，买小菜，帮老师傅买烟，或是和大家玩扑克。
最使我感到有趣的是他们对领导的种种评论。凡与铁工厂沾边的干部，他们都熟知他的底细。他们爱用那些京剧掌故，市井笑话来点穿不合理的现象。然而，对于省以上的干部，他们开始敬畏。再往上，那感觉犹如天一样高深了。
“上面的政策都是好的，就是叫下面这帮歪嘴和尚把经念错了。”
“清水流到老百姓家门前都脏了。”
老辈人都要信着一个遥远的什么，包括父亲和苏老师在内。而我，却不愿意只是信着，认为相信就是自己的责任。
最大的不幸在于盲目。解部长似乎能区别出“信”与“不信”来。
在家里，我只字不提铁工厂的事。在父亲的心里，我是不得已地去出卖劳动力，并且，选择了这样一个不堪一提的地方。
虽然，他长期地劳动过，但那是一个知识分子？集的地方。他含辛茹苦，盼星星，盼月亮，希望我能有幸福和自豪的前途，希望我成为他晚年枯枝上的玫瑰。
父亲阴沉着脸，对到家中来的亲友绝口不提我的工作。人家好意问起，他总是含糊其辞。他似乎比我更觉痛苦。
一天，一位父亲的老同事来了。父亲大发感慨：
“我干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在那个隔绝于世的农场。没想到如今国不国，家不家看来我把社会，把自己的孩子都理想化了。”
我损坏了他的理想？
我强抑下自己的不平之气，在心里冷笑着：
父亲，只有你有权利对我不满吗？我也有权利对你这个做父亲的不满。你，也不是我理想中的那个慈爱而明达的父亲了。
我反而觉得，在那个堆满破铜烂铁的院子里，更自在些。那些没文化的大婶们，那位敲铁皮的老师傅经常为我分忧，开导我作女儿的本分。
老师傅给我一包草药：“这是治老人高血压病的，拿去给你父亲煎吃。”
这些父亲不屑一提的人们，教育我原谅和爱父亲。
我离开铁工厂时，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