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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情况后，便果断决定绕道通过西昌，向泸沽前进。大渡河外围防线就这样被红军巧破而过了。
《跨越雄关》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红军分两路进军大渡河，夜袭安顺场（1）
5月20日，中央红军先遣团红一团在杨得志团长、黎林政委率领下，到达了泸沽。稍后，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聂荣臻也到达泸沽。先遣队由红一团、一个工兵连和萧华率领的一个工作队组成，并携带了无线电台。先遣队的任务是：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北上开路。具体地说，就是逢敌开路，遇河搭桥，特别是前面将要通过彝族聚居区，先遣队要做好彝民工作，保证中央红军主力安全、顺利通过。为了胜利完成先遣任务，军委还派出了第二先遣团，由左权和刘亚楼带领，也携带电台一部。
从泸沽到大渡河边，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经越西到汉源的大树堡（原属越西），这是当时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过彝区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难走的小道，而且要通过彝汉民族隔阂很深、汉人一向难以通行的彝族聚居区。蒋介石估计红军不敢走彝族区，而必经由越西到大树堡的大道前进，因此，他把大渡河的守备重点也放在大树堡方面。
红军先遣队开始也准备走大路向大树堡前进，但经过对两条路的里程、敌情和居民情况的详细侦察，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走小路奔袭安顺场。这虽是险棋，但可以出敌不意。而第二先遣团继续走大路经越西佯攻大树堡，以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
红军兵分两路，开始向大渡河进军。
佯攻大树堡的第二先遣团，由红五团、红二师侦察连和军团便衣侦察队组成，并由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二师政委刘亚楼亲自指挥。接受任务后，他们立即从泸沽出发，向越西前进。
从泸沽到越西，必须经过非常险要的小相岭隘口。这里有敌一个排扼守，他们挖断道路，架上吊桥，阻挡红军前进。第二先遣团派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和军团便衣侦察队副队长范昌标，率一班10人，前去袭击敌人排哨。
在一位采药老乡的带领下，10余名红军战士翻山钻沟，攀登峭壁，绕到了敌后从越西到小相岭的大路上，在接近敌人排哨时隐蔽起来。敌人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么快并从他们的后面杀来，因此仅有一个哨兵守吊桥，其余的都在哨棚内打牌。红军战士立即行动，迅速捉住了敌哨兵，而后全班勇猛地冲进了敌哨棚，大声宣布：“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放下武器就不是敌人！”见此情景，敌人胆颤心惊，一个个放下武器，全部当了我军的俘虏。红军占领小相岭隘口后，令敌排长放下吊桥，让后续部队通过隘口，向越西前进。
正在这时，越西敌人向小相岭排哨打来了电话，红军战士怕暴露我军行动，没有让排长去接。因排哨未接电话，越西守敌刘文辉部一个营判断红军可能已到，形势不妙，即弃城向富林方向逃去，越西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官员，除一个彝务科长外，也全部逃跑。
通过小相岭隘口后，红五团以一天75公里的速度向越西疾进，于5月21日下午进占越西城。越西是会理通富林、雅安的要道，这里汉彝杂居，地瘠民贫，交通不便，文化落后，汉、彝之间常发生械斗。当时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制造民族仇恨，压迫少数民族，实行所谓“换班坐质”制度，轮流将彝民关入监狱做人质。红军入城后，开监释放人质，开仓救济穷人，向彝族同胞宣传红军与彝族是一家人，红军不打彝民。红军的这些行动和宣传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少彝民感谢红军救命之恩。22日下午，红军后续部队到达。先头部队离开时，沿街两旁很多汉彝群众热情欢送红军。不少彝民还跟随红军走，他们热情帮红军背运行李物资，有的彝人头领还领着一些手持刀、枪、梭镖的彝民作向导。红军在海棠附近追上了从越西逃出来的敌军。红军向敌人发起猛攻，彝民们也勇敢地向敌人冲去，军民配合，很快俘虏了一批敌军士兵。战斗结束，红军把缴获的枪支，送一部分给彝民。被俘虏的敌军不敢在彝民区停留，只好跟着红军一起走。刘亚楼令梁兴初收留这些士兵，并动员红军战士送衣服给他们穿。俘虏受到红军的优待，心怀感激，不少人参加了红军。
红军先遣二团佯攻大树堡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5月21日上午，敌军王泽浚旅的一个连渡过大渡河进驻大树堡，作为河防前哨。这个连向越西方向的要隘——鱼塘放了一个排，在大渡河渡口放了一个排，连部和余下的一个排驻守大树堡街上。敌人还强迫群众将很多谷草、麦草、玉米秆等易燃物堆在中街，准备等红军一到就烧街房。
23日清晨，红三营从海棠出发，向大树堡飞速前进，下午到了晒经关。这里离大渡河边只有10公里，左权、刘亚楼决定由一些侦察员带上在小相岭俘虏的敌军排长和几个愿当红军的川军士兵，都化装成川军模样，去夺取鱼塘。战士们中途遇上越西县团防局的几个团丁。因红军战士是外省口音，就由俘虏来的排长与团丁对话，团丁误认红军侦察员是从越西过来的川军，就把从富林过来的敌军在大树堡布防的情况都说了。左权、刘亚楼得到报告，立即决定兵分三路向三方敌人进攻：一路叫团丁作向导夺鱼塘哨所；一路从大坪、麻家山袭击驻街上的敌人；一路从杨家沟、海螺坝直插大渡河边，消灭渡口守敌。不久，枪声四起，街上的敌人还来不及纵火烧街，包括连长在内的几十人一下子就成了俘虏。渡口少数残余士兵被红军追至偏桥岩，红军有意把他们放过河让他们报信去了。当地地主武装约200余人早已逃跑。当天下午，先遣二团就攻占了大树堡。
24日至25日，左权、刘亚楼亲临大渡河边，指挥开展大规模佯渡活动。他们命部队集木造船，砍竹扎筏，拆越西县分监狱、关帝庙、王爷庙等建筑，将房料运到渡口，在渡口沿岸的桑树、柳树上拉起铅线，煞有介事地选择渡河点。同时，还派出宣传员去群众中宣传，扬言要从这里渡河，攻打富林镇，直取雅安、成都。群众积极、热情地支援红军造船、扎筏、修筑工事，也为红军大造声势。这次佯攻做得非常好，以致连不少红军战士也认为真要从这里渡河。
红军先遣二团迅速占领大树堡，并积极准备渡河，使大渡河北岸的敌人倍感惊慌，急忙加强守备。在富林驻有敌第五旅旅部及王泽浚旅旅部，布防的有王泽浚旅三个团、杨学端旅一个团，及富林地方恶势力屯殖司令羊仁安的地主武装。而杨森部则被牵制在大树堡下游一带。攻占大树堡的积极佯动，吸引了敌人的重兵，麻痹了在安顺场、泸定桥北岸的守敌，为红一团在安顺场抢渡，红四团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左权、刘亚楼率领的先遣二团佯攻大树堡，积极牵制敌人的同时，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渡河先遣队也秘密、迅速地向安顺场方向前进。
经大凉山彝族区到安顺场，的确是一条险路。凉山地区当时还是奴隶社会。彝族历来勇悍能战，相传是蚩尤的后代。在彝族中心地区，历代封建王朝从来没有建立过直属中央的统治机构。在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中，这种现象是十分罕见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传说就发生在这个地区。至今这里还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奉行民族压迫政策，导致民族矛盾尖锐，彝人对汉人猜忌很深，特别反对汉人“官兵”入境。
《跨越雄关》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红军分两路进军大渡河，夜袭安顺场（2）
对于彝族区的情况，刘伯承和聂荣臻都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决心依靠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威力和红军战士的模范行动，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刘伯承在部队出发前的动员中提出严格要求：“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20日晚9时，刘伯承和聂荣臻率红一团进入冕宁。中共冕宁地下组织在陈野萍、廖志高的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解放冕宁的准备。只见街头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居民门前红灯高悬，洋溢着对红军的一片爱戴和欢迎之情。
先遣队司令部设在冕宁城内的天主教堂内。聂荣臻亲自接见神职人员，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及宗教政策。早年留学法国的聂荣臻，还用法语与五名法国修女交谈，劝她们不要惊慌。这些法国修女见红军首长态度和蔼，知识渊博，深为敬佩。在冕宁，红军还与地下党组织一起，在城乡迅速开展各种革命斗争，建立红色政权组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同时废除了“换班坐质”制度，打开监牢，释放了彝族首领，与彝族头人进行广泛的接触。
彝族分白彝和黑彝。白彝是彝汉混血儿，黑彝是纯彝人血统。先遣队离开冕宁，由大桥镇经额鸡、俄瓦、园包包到俄瓦垭口，这一带是彝汉杂居区。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属于拖乌彝族聚居区了。这里山势更加险峻，道路崎岖，树木葱茏，野草丛生，便于隐蔽，山涧之上往往只是一座独木桥，易守难攻。21日早晨，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式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用彝语大声吆喝着，互相联系，人越聚越多。工作队的冯文彬带着“通司”（翻译）上去答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们要点钱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对方回答：“要200块。”工作队马上给了他们200块银元。大家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的，他们是沽基家。于是，工作队只好又给了200块。正在交涉之际，后面来人报告：工兵连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