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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对这些土司的口头应允深信不疑。5月12日，他统率三四万太平军，绕冕宁、越西，从西边小路长驱直进，于5月14日黎明进抵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安顺场）。这里当时是清朝越西厅西北境的一个市场，归土司王应元管辖。紫打地地势险要，前临大渡河，左界松林河，右有老鸦漩河，东南方向峰峦重叠，兵力难以展开和回旋，易遭包围和伏击。
尽管如此，石达开到达紫打地后，还是有极好的机会可以渡过大渡河的。当时清军唐友耕部尚未到达大渡河北岸，王应元等尚未被清朝政府重金收买，且松林河仅有200多人防守，守备非常薄弱。但石达开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渡过大渡河，逃脱厄境，而因造船扎筏的困难，行军的过分谨慎，并为生了儿子“传令犒赏三日”，失去了宝贵时机，等唐友耕部一到，渡河就极为困难了。
由于坐失良机，敌军赶到，又逢河水暴涨，石达开于5月17日和21日组织了两次敌前强渡，都没有成功，部队损失惨重。5月22、23日，石达开转而抢渡松林河，又告失败。在以后的10多天中，石又连续组织抢渡，均遭失败。这时石军已内无粮草，外无援军，进退两难。6月9日，石达开组织的强渡失败后，清军乘机攻破石达开军紫打地大营。中午，石达开率残部6000人向东突围至利济堡，又为老鸦漩河所阻。6月10日晚，他和部将商议最后出路，相对而泣。石达开内心矛盾重重，斗争激烈，在绝望中幻想“舍命以全三军”。于是他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提出以他个人的死来赦免他的部属。6月11日黎明前，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石达开率军激战，向东南方向的凉桥突围。敌人为了活捉石达开，向清王朝报功请赏，利用石达开的幻想，使用诱降诡计，派出守凉桥的参将杨应刚等人来到石达开军中，假装答应石达开的要求。石达开轻信对方“誓言”，于6月13日自动投入洗马姑清营，即被清军囚禁，押往成都。6月25日，33岁的石达开死于清王朝的屠刀之下。对于石达开的2000多名部属，敌人原先答应让他们休息几天，给资遣散。但等到他们放下武器之后，敌人却突然在一个晚上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太平军将士的鲜血洒遍了大渡河畔。而逃亡的太平军将士，则被彝族奴隶主拘留，沦为奴隶。据说至今尚有太平军的后裔数千人，分布在石棉、甘洛、越西等县境内。
熟知历史的毛泽东当然比蒋介石更熟悉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故事。在离安顺场约三公里的一个大山脚下，有一块为纪念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灭而立的石碑。就在这块石碑前，毛泽东给红军指战员们讲起了石达开在安顺场被围失败的故事。末了，毛泽东为石达开惋惜不已，他向石达开、也向自己发问：“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活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毛泽东紧接着向红军指战员们发问；“72年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石达开失败的地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着很大的幻想，以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注定是石达开的命运，因此，他们幻想把红军也消灭在安顺场。你们说，我们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吗？”
指战员们齐声回答：“不能！红军不是石达开！”
《跨越雄关》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蒋介石得意忘形，毛泽东胸有成竹（2）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同志们说得对！这石碑为我们红军竖起了一个教训，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
为了从历史人物走过的道路中吸取教训，毛泽东在安顺场还专门调查、了解石达开失败的详情。当时毛泽东住在一间中药铺的隔壁。5月25日深夜，他从李富春嘴里得知此地有个清朝末年的老秀才宋大顺，年约90岁，石达开当年来到大渡河时已经能够记事，算得上是当年悲剧的见证人。毛泽东睡意顿消，当即派两名警卫员提着灯笼去请老秀才。老秀才一进门，毛泽东待如上宾，连忙亲自为他倒开水，嘘寒问暖，然后言归正题：“老人家，你知道石达开当年是怎样失阵落马的吗？”
这位老秀才是位民间诗人，他用诗的语言回答过李富春的类似问题，现在又稍加修改来回答毛泽东：“朝西走松林河千户阻挡，往东退陡坎子百仞高山，向北进唐总兵虎踞铜河，欲南撤黑彝儿擂木蔽天。”毛泽东听得饶有兴味，又问了一些石达开兵败的细节，便话锋一转：“老先生，安顺场的老百姓对红军有何看法？”
宋秀才出口成章，又用四言八句答道：“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然后又至诚地进言：“首长勿停留！此地凶险，不宜于大部队周旋，石达开殷鉴不远。”
毛泽东点头，连说“多谢”，示意警卫员送老人家回去歇息。
其实，早在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后，毛泽东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就在认真考虑如何突破大渡河防线的问题，并据此采取了一系列部署和行动。其间于5月12日在会理郊区的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总结了前一段广泛实行机动作战的经验，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统一了战略思想，明确了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同四方面军会合的方针。与此同时，多数部队抓紧时间进行了长时间行军打仗后的必要休整与补充。所有这些，都为抢渡大渡河做好了准备。
5月16日，红军部队离开会理沿西（昌）会（理）大道向北挺进，开始突破大渡河外围防线。
第一仗首先在德昌打响。德昌，是个比较富庶的地方，并且当地的封建大家族也需要保护，因此，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派旅长许剑霜率领一个团又一个营在这里布防，据险扼守，防堵红军北上。
许剑霜这个人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与刘元璋是四川讲武堂同学，关系不错。但他不是刘氏家族人，常受排挤，刘氏家族的旅长刘元瑭、刘元琮常想借故把他的军队吃掉。另一方面，他又是当年刘伯承在川军时的老部下，曾参加过顺庆、泸州起义。为此，刘伯承利用敌人的矛盾和自己的老关系，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给许剑霜。信中追述旧谊，晓以大义，希望他不要阻止红军北上抗日，不要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利。许剑霜接信后，自量不是红军的对手，为了保存实力，倾向于接受刘伯承的意见。但他不敢擅自做主，即派亲信副官把原信送到西昌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接信后，不置可否，未予答复。许剑霜认为这是默许，即按预定方案行事。5月16日黄昏，当我一军团一师一团到达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时，未遇敌有力抵抗。红一团进占德昌，俘敌200余人。后续部队留下一部分在这里休息两天，开展群众工作，还成立了德昌县苏维埃政府。
在德昌至西昌之间，刘元璋又布防了第二十旅旅长兼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的部队。
出身彝族的邓秀廷，是当地实力雄厚的土著地主武装的首领。他不仅拥有正规军两个团，而且能调动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当年的川军名将刘伯承了解到邓秀廷通汉文，早年曾在川军中干过多年，便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给邓秀廷。刘伯承在信上写道：红军系北上抗日，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请邓考虑。邓秀廷看信后，在打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吧，自知不是刘伯承的对手；不打，又怕刘元璋知道了不好交代。他决定随机应变。他先召集军官开会，告以自己的意图：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赚钱就来，折本不干。他强调：“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邓把部队在两侧山上刚布置好，红军便来到了。邓秀廷看到红军军威雄壮，军容严整，秩序井然，队伍密集，源源不断，未敢主动出击。这时有一个彝兵走火开了一枪，引起其他人也打了几枪，邓立即用彝语加以制止。我一军团前锋按照预定方针，未予还击，而是高喊“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的口号，继续前进。就这样，红军顺利地通过了邓秀廷的防区。随后，邓也把部队撤至冕宁地区。
红军继续向西昌逼近。
西昌是川康边防军司令部的驻地，因而是刘元璋防御部署的重点。在这里，刘元璋亲自率领第十三旅（旅长刘元碹）、第二旅（旅长刘元琮）和第十二旅（旅长刘元瑭）的一个团，计二个旅又一个团的兵力，进行防守。
对于西昌的防守，刘元璋事先也进行了严密的部署：第一步，在西昌城外围构筑工事，进行扼守；第二步，在安宁河构筑工事，凭河固守；第三步，不得已时，以亮城为名，烧掉西昌最繁华的西街和鱼市街，以阻止红军接近城墙，然后再把放火烧街的罪名转嫁到红军头上。他还强征百姓口粮数十万斤于城内，以备长期坚守。
当红军先头部队到达离西昌约15公里的崩土坎时，刘元璋已坐立不安，下令在房屋上浇油，放火烧街。结果，刘元璋以亮城为名，计烧街道28条，民房3700余间，寺庙10余座，回教礼拜堂四座。刘元璋大烧民房，民怨沸腾，他本想嫁祸于红军，然而红军却并没有攻打西昌城。原来红军为争取先机渡过大渡河，对于重兵防守之地，一般不轻易进攻和占领。当红军通过侦察获悉西昌城高三丈，且很坚固，城内有守敌二个旅又一个团和部分彝民武装的情况后，便果断决定绕道通过西昌，向泸沽前进。大渡河外围防线就这样被红军巧破而过了。
《跨越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