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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首领私谊甚厚，不会引起地方势力纠纷。这样何键就能在红军突临湘江前，命湘军先于红军进入桂境，抢占全县（今全州县）。给一个“追剿”军总司令的空头官衔，会大大调动何键的积极性，为“追剿”红军卖全力，何乐而不为？
蒋介石在给何键下委任状的同时，还空投了一封亲笔信：芸樵兄勋鉴：
今委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
昨夜秋风入汉关，
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
莫遣沙场匹马还。
何键手捧信札如接圣旨，受宠若惊，当即复电盟誓：拼死决战，绝不辜负委员长重托。并将蒋介石的手札大量复制，广为散发，以激励下属，抬高自己。
何键复电之后，立即赶往衡阳督师。
在衡阳，何键主持召开了在湘江堵截红军的军事会议。面对参与湘江堵截作战的各军军长及各路军参谋长等，何键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和南昌行营的决策，以“追剿”军总司令的身份，提出了追堵作战方针。何键强调：“共军西窜，沿萧克旧路强渡湘江入桂黔的企图日趋明显，追剿军基于南昌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全县迄灌阳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县；另以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全县间作为战略预备，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歼。”
接着，何键宣布了湘江以东地区分五路堵截红军的作战方案：
第一路以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立即开赴广西全县依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的十五军取得联系，进行堵截。
第二路以吴奇伟率薛岳直辖的第四、五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第三路以三十六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第四路以二十七军李云杰率所兼之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第五路以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这个五路进军的湘江追堵方案，虽由何键宣布，实际上为蒋介石一手策划。前面已经提到，蒋介石选择何键任“追剿”军总司令，就是为了利用何与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交，以湘军入全县，彼此不会猜忌，以便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一些困难。李韫珩、李云杰都是湖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由他们跟踪追击，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蒋介石认为，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迫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在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形势，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此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在粤湘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
湘江上空，战云密布。
对蒋介石欲“一举除三害”的打算，白崇禧愤然说：“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
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湘江战役，牵涉到三四个省、上十个军，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权里，统一行动并非易事。蒋介石和桂、湘、滇、黔诸省军阀，向来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矛盾重重。蒋介石在湘江一战除妄图消灭红军外，还时刻不忘剪除异己。他企图驱使桂、湘两省军队同红军决战，如两省军队能将红军消灭，蒋介石当然是求之不得，但凭他多年“剿共”的经验，这是不可能的；如两败俱伤，他就可乘虚而入；如红军将两省军队歼灭，他可出来收拾残局。这就是蒋介石的“一举除三害”的如意算盘。
《跨越雄关》 喋血湘江喋血湘江（3）
自蒋桂战争之后，广西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统治之下，在全省推行所谓“三自政策”（即自卫、自治、自给）和“三寓政策”（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鼓吹大广西主义和排外思想，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对蒋介石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为此，他们特别注重加强军备。在常备军方面，桂系始终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的番号，下辖二个军五个师，总兵力近三万人。在地方武装方面，桂系大力组训民团，作为常备军的补充和基础。他们将全省划为桂林、平乐、柳州、梧州、南宁、龙州、百色、天保八个民团区。每一民团区设一民团指挥部，负责指挥所属各县编练民团。各县设民团司令部，司令由县长兼任。每一民团区设三个常备大队，全省计有24个常备大队8000余人，超过桂军一个正规师的兵力。各县组训后备队，每个区公所编一联队，每乡编一大队，每村编一后备队。以区长兼联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村长兼队长。当时，广西有人口1300万，其中壮丁245万。桂系强迫他们接受军训，到1934年，约有半数壮丁经过军事训练。
早在第五次“围剿”时，在蒋介石的督促并允发经费补给军备的条件下，广东西南政务委员会曾决定派余汉谋、香翰屏率领一个军参加“围剿”。广西虽也派一个师归余汉谋指挥，但白崇禧却自有打算。他在第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率草德宏、周元两个团参加“围剿”出发前，说了这样一番发人深思的话：“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剿，必须换回四个团的经费补给来，同时你们也不能损伤一个兵、一支枪，这是主要原则。”后来，参加“围剿”的广西部队，由二个团增至四个团，防守地区扩大到安远、龙南、虔南、定南一带，而白崇禧的上述“原则”并没有改变。
1934年8月间，白崇禧判断中央苏区红军有突围意图，怕部队遭受损失，特亲临安远，准备把部队开回广西兴安、灌阳一带，并连续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如为阻挡共军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独任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还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9月间，蒋介石复电照准，但规定必须在灌阳至全县间占领阵地，不使红军通过湘桂边境。蒋介石的电报说：“匪将南窜桂黔，贵部如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歼灭之于灌阳、全县之间，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与。”随即派飞机将两个军3个月的经费及堵截计划、密电本等，送至武鸣，白崇禧亦谨复“遵命办理”。
红军长征开始后，10月上旬，桂系即大征民工，在桂北赶筑工事、碉堡，在自黄沙河至桂林，黄沙河、文市至富川、贺县重要市、镇，以及沿湘江、漓江西岸，筑起三道碉堡线。到红军进入桂湘边界时，仅第三线即筑有碉堡140多座。红军开始突破粤湘边境时，白崇禧除继续向蒋介石索要武器弹药外，还将两个军调集在湘桂边境，把第十五军夏威部置于灌阳、全县一线，把第七军主力置于恭城、兴安一带，让第四集团军指挥所推进至桂林，准备迎战。
11月上旬末，桂系接到蒋介石要桂军在湘江堵击红军的电令之后，立即在南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对策。当时，白崇禧判断红军动向时，提出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进攻四川，占领“天府之国”。他认为：三种可能性中，以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因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又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是共产党立脚最好的地方。第二种可能性次之，因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第一种可能性最小，因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不至于在此久留。根据这三种可能性的分析，他们判断红军只是路过广西，并不打算在广西立足。那么，是否在湘江堵击红军呢？他们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红军有10万人马，来势凶猛；广西只有两个军，五个师，16个团，共两万多人。以2万人去堵10万人，弄不好就会被红军消灭；即使打得好，也会两败俱伤。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乘虚而入，广西就会成为蒋介石的天下。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既要反共，又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堵击。
根据上述分析，桂军确定了在湘江战役中的基本作战方针：在红军入境前，将部队布防于桂湘边境一带，摆出决战的架势。这样一则可以应付蒋介石，二则让红军知道，广西早有准备，不要轻易进广西来。如果红军过境势不可免，就将部队摆于南侧，让出桂北一条路，让红军通过，但绝不能让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在红军通过时，可以相机进行侧击追击，这样，一可促使红军快走，二不会冒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他们认为，这样做既可相机打击红军，还能应付蒋介石，是保存实力和地盘的妙计。
11月15日，桂系以白崇禧名义电复何键，表示了“协力堵剿”的决心。16日，桂湘双方在全县会商联合防堵的作战部署。何键派刘建绪出席，广西由白崇禧出席。白从南宁动身的头一天，又故作姿态，在广西省政府举行的以纪念孙中山为名的例行周会上，大吹大擂，公开说他要去全县。在全县会议上，湘桂双方商定：利用湘、漓两水天险，严密布防。防区的划分是以黄沙河为界。桂军负责兴安、全县、灌阳至黄沙河（不含在内）一线，湘军负责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一线。全县会议一结束，李宗仁、白崇禧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