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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定型”以来，也将近千年了。棋子有金、银、铜、玉、象牙、玻璃、陶瓷、紫砂、木或石的，可谓异彩纷呈。目前有人收藏着宋代木棋子及造棋子的模子，元代青花釉里红至清代青花“系列棋子”，还有元代枢府棋子。遗憾的是，流行于世的历史文字资料不多。
福建泉州，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那里的古船博物馆，陈列着数以百计的中国古船。正是从泉州出土的宋代货船上，发现了几副至今最早的象棋棋子，说明象棋普及的历史，相当久远。古代皇宫中，设有“棋院”，养着一批“棋博士”，研究棋艺，陪皇上下棋。
明清帝后喜欢借下棋“修身养性”，磨炼意志，展示才智。成祖朱棣、康熙皇帝玄烨、雍正皇帝胤禛、乾隆皇帝弘历，都是个中高手，棋局变化多端，估计，怎么也能达到八九段的水平。有些大臣、将军，棋高一筹，有些个“雅士”，专靠下棋糊口。他们也像某些现代“老客”一样，在马路边、市场上摆摊儿，弄一个“残局”，唬人赚钱，有人的确打遍天下，难遇敌手。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会被传召到紫禁城里，陪皇上“玩玩”。
跟皇帝下棋，那可是一门儿“学问”。百战百胜不行，下“假棋”、“装熊”，输得一塌糊涂，也不行。既要充分展示棋艺，又要给皇上留足面子。这个火候很难掌握。许多大老爷们儿，表现都不如思宗朱由检的田妃，没能把握住“中庸之道”，弄得君臣双方都不开心。陪成祖朱棣下棋的刘璟，御帝无术，连战皆赢，逼得朱棣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话”：“卿独不少让也！”据说，陪慈禧太后下象棋的一名太监，一时得意忘形，脱口而出：“我杀老佛爷的马！”老佛爷顿时大怒：“我杀你的头！”慈禧太后可没有朱棣那么“可怜”。“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对弈双方各执六枚棋子的“六博”和“双陆”，也是明清皇宫中传统的“雅戏”。六博和双陆的棋子，比围棋和象棋大多了；但是，玩法却属于“小儿科”。
传说，“汉元帝好蹴鞠，以蹴鞠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此戏二人对局，各执黑白六玫棋子；另有一说，“置棋二十有四”，“贵贱”各半“朱墨以别焉”。棋盘“方二尺，中心高如复盂，其颠为小壶，四角微隆起。”明清两代宫中不见此戏记述。北京西山碧云寺内曾有石刻弹棋盘，也不知所终。
据说，明代“列圣极重书画”，却拿不出更多的证据来。当时，朝廷规定，每月十四、二十四日两天，各地都要进贡“御笔”二十支。春天，笔裹紫罗；冬天，内绵外绫；夏秋两季，笔管用水晶、玳瑁、象牙制作。家伙式儿数量很多，质量也不错，堪称“上乘”的墨宝却有限；人们难得一见明代皇帝的“字迹”。
成祖朱棣“于治二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处事用双重标准。朱棣喜欢明初书法家沈度那两把刷子，因为他的字写得“丰腴圆润”；皇太子朱高炽长得丰腴圆润，特别“富态”，却令朱棣讨厌。
沈度是松江华亭（今日大上海）人，善篆、隶、真、行、八分书，尤以行、楷著称；八分高古，楷体颇具晋唐古法。朱棣称他是“吾朝王羲之”。永乐年间，“诏能书者入翰林，给禀禄。度与吴县滕用亨、长乐陈登同与选。是时，解缙、胡广、梁潜、王琏皆工书，度最为帝所赏，名出朝士右”。凡金版玉册、朝廷密藏、颁赐属国，必命之书；历修撰，迁侍讲学士。清代，沈度的书法，也名噪一时；现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作品。
神宗朱翊钧十岁登基前，就已经练出了一笔好字；登基后，那些喜欢捧臭脚的官员，都夸他写的字儿，“有凤翥龙翔之妙”。宣宗朱瞻基、光宗朱常洛的字儿，也拿得出手；因此，就特别爱给人家题词、赐匾、写对联。但是，他们不大索求回报。
第六部分第十二章 念始终典于学（4）
前些年，江南某省的一个副省长，也有这种“嗜好”，字写得不怎么样，却特别爱炫耀自己的“书法”，以“卖字”为副业。据说，省城主要商业街的字号牌匾，几乎都出自这位“土皇上”的手笔。他赚了大堆大堆的钞票，“亲自”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明史》称思宗朱由检“工书法”。明人称朱由检的草书“秀润娟好”。他的楷书也不错。朱由检好在“批朱”时尽情挥洒，向百官展示自己的书法。这位皇帝还算清廉，即使专门为哪位大臣写几个字，也不要“润笔费”。他的收入已经够高的了。谁要是得到他的墨宝，必欣喜若狂。这和皇上赐的老白干，可大不一样，的确值得珍藏。
田妃的楷书，被朱由检视为一绝。朱由检悉心栽培她。皇宫中珍藏着大量历代书法家的佳作，被称为“禁本”，除了皇上，谁也没有欣赏的“眼福”。朱由检为田妃开绿灯，不时让太监取出一些“禁本”，供田妃临摹。朱由检还经常让田妃露一小手，在宫中珍藏的书画作品上，作序题跋。
康熙皇帝玄烨说：“朕素好翰墨。”这不是一句空话。他自幼勤学苦练，功底深厚。清初，“士子执管者，莫不习董”，玄烨也喜爱董其昌的书法。
和沈度一样，明代“著名”书法家、画家董其昌也是松江华亭人，早年学颜真卿，中年工米芾，“尺素短札，人争购宝之”。
当上皇帝后，玄烨还能放下架子，虚心接受名家指点，更是难能可贵。董其昌的小老乡沈荃，“书学董其昌”，顺治九年中探花，官至礼部侍郎。玄烨“尝召入内殿赐坐，论古今书法”。玄烨二十四岁时，让沈荃手书《百家姓》、《千字文》奉上，作临摹字帖。他“赐给”沈荃两幅字：“今朕将所书之字赐汝，非以为佳；但以摹仿尔字，故赐观之，果相似否？”沈荃知道皇上的脾气，陪他练字时，从不“姑息迁就”，“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玄烨则“小心伺候”。沈荃“尝于御前临米海岳帖，上见其笔秃，取风管一，亲吮毫以授公。”玄烨深喜沈荃忠益，“所赐御书风管”、“貂裘文绮茗馔之属，至不可胜纪。”
后来，子继父业，沈宗敬入朝为官。玄烨令其作大小行楷。他对大臣们说：“朕初学书，宗敬之父荃实侍，屡指陈得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勤也。”
已过而立之年的玄烨，与南书房大臣高士奇谈论书法之妙时，说：凡事贵乎有恒。一技一能，亦必久而后成其名。朕于作字，留心非一日，今觉稍稍有进。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凭玄烨这种虚怀若谷的劲儿，还能没有长进！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玄烨南巡到达镇江，登临金山。金山寺方丈求赏“御笔”。玄烨正冥思苦想写点儿什么好时，高士奇趁没人注意，悄悄递给皇上一个小纸片儿，上面写着“江天一览”四个字。玄烨心领神会，大笔一挥，把高士奇的“创意”，变成了“御书”。现如今，游人仍可在金山寺后山上，一睹“江天一览”碑的风采。
驻跸苏州时，玄烨游览狮子林，边看边不时赞叹：“真有趣！”赐匾时，他接受了高士奇的建议，书写了“真趣”二字。
为杭州灵隐寺题匾时，玄烨“犯了错误”，把繁体字的“臁保曜滞沸吹霉螅徽钗薹绦卤适保呤科嫔锨啊熬燃荨薄Ｋ僮俺鍪治噬涎心强醇呤科媸终粕嫌小半吜帧倍郑涣榛欢橐卤愎疑狭恕霸屏炙隆钡恼信啤！ �
沈荃、高士奇由于书法非同凡响，圣眷优隆。乾隆年间，杨瑞莲因为字儿写得好，当上了官儿，还能遇难呈祥。
扬州人杨瑞莲工篆隶，投奔在京师作大官儿的亲戚梁诗正，在他的书馆中作“缮写”。一日，弘历微服私访书馆，问：“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杨瑞莲答：“都考举人去了，留我一个人值班。”第二天，弘历召见梁诗正，对他说：“杨瑞莲有一手漂亮的字，没参加举人考试，错过了机会，太可惜；就赏给他一个举人头衔，到湘潭当县令去吧！”
后来，杨瑞莲没有把尾巴夹紧，尾巴尖翘了起来，得罪了朝廷大员，遭到弹劾。弘历看了“投诉信”，不以为然地说：“杨瑞莲是个老实人，朕了解他。”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弘历特别喜欢赵孟的字儿，当时“董赵书风靡天下”。影响元、明、清三代书风的书法大家赵孟，浙江湖州人，据说有宋代宗室血统。他被视为“颜真卿之后，复古二王书法的旗手”，“六体”俱能，尤工隶、行，书法与“颜、柳、欧并举”，世人称之为“赵体”。
乾隆年间，刑部尚书张照初学董其昌，又从颜真卿、米芾，书艺造诣颇深。品酒论戏之间，弘历常与张照研讨书法。清代《茶余客话》记述，张照坠马摔伤右臂。时值百官进呈《落叶倡和诗》，张照不愿落空，用左手书楷，凝和蕴藉，无一呆毫，“上大悦”。
在历代帝王中，就数弘历题词赐匾的瘾最重；字“迹”遍及祖国各地。张照，字“华亭”。是时，行家都说：“寺里石碑称御笔，精神姿态是华亭”。或许弘历学得太像，或许就是张照代书。
自东晋以来，书法界崇尚王羲之父子的帖札，人称“帖学”。玄烨、弘历钟情于董其昌、赵孟，康熙—乾隆年间，“帖学”火得不得了。盛极而衰；乾隆中后期，大量古碑出土，有心人从中发现了书法之源，大力倡导“碑学”。湖南道州人何绍基，被看作是“碑学”的一位“身体力行”的实干家。江苏仪征人阮元，乾隆年间进士，官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至体仁阁大学士，被称为“碑学之首倡”，著有《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福建宁化人伊秉绶，乾隆年间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