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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真是缘分，此次来东京又跟人家日本编辑打起了交道，有报社的有杂志社的有出版社的有大学学报的，又无一不是小姐女士。近年国内坊间常有美女作家美女画家美女保镖之说且颇有卖点，那么我这里就权当续篇来一段美女编辑——东京的美女编辑。
去年十月我刚来日本没几天，东京大学一位教授邀我去Y书店主办的专题学术报告会讲讲村上春树在中国的反响。我不是主角，只见缝插针讲了十多分钟。没想到散会的时候又是记者采访又是旅日女同胞围住攀谈又是出版社递“红包”请喝酒。作为选项，最后我当然拿了“红包”赶紧跟两位年轻女编辑去吃“日本料理”。同去的除东大那位教授还有一位。餐馆蛮有情调。我们的单间位于阁楼，五个人坐下去多少窄了点儿。装修俨然农户人家。裸露的横梁立柱黑乎乎不是疤节就是裂纹，分不清是真的久经沧桑还是人工做旧。贴近三角房脊那里居然有篓筐簸箕锹镐等破烂农具探头探脑，墙上挂着蒜辫子辣椒串玉米棒。灯具也够别致，很像当年下乡时马圈里挂的那个劳什子，昏黄的光晕从头顶笼罩下来。我心里顿时一阵释然，恍惚回到三十年前乡间的蹉跎岁月。惟一有现代感的是两个当编辑的女孩。倒不是说她们衣着多时髦长相多娇美（ 当然不丑 ），主要是觉得两人举止做派极为得体，爽净、利落、抑扬顿挫、生机勃勃。尤其我对面的那位，颇像村上春树笔下的绿子，眼珠如独立的生命体快活地转动不已，绝对有一种气势美——这就是此文的主角樱井（ 化名 ）小姐了。
席间由啤酒而清酒由“刺身”而“寿司”，杯盘源源不断，教授谈笑风生，灯光扑朔迷离，女孩笑脸逢迎，加之不用自掏腰包，我当然也喜滋滋乐悠悠不思吴蜀魏晋，惟恐曲终人散。但总不能喝到天亮，散还是散了。樱井特意七拐八拐走很远一段路把我送到地铁检票口，笑盈盈挥手告别。
事后我发了个伊妹儿表示感谢。樱井回伊妹儿说很希望再见一次。我又何尝不想。但一来不知道人家是真想见还是纯属客套担心自讨无趣，二来生怕闹出个一差二错被遣送回国半世英名休矣。从此再未联系。
一来二去，东跑西颠，转眼半年过去。五月间忽一日接得樱井一个伊妹儿，说要向我约稿——为她编辑的十四卷本《 讲座文学 》所附名为“月报”的小册子写点什么。内容也可不限于村上春树，大凡与文学有关的都可以。日文若不灵便，用中文写而由她找人翻译也无妨，一个月后交稿。我当即应允。因为Y书店是相当于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老字号出版社，向以文化积累弘扬学术为己任，不屑于与流行文化为伍（ 早期社长同郭沫若要好，每出新书必送中国一部 ），此次所编《 讲座文学 》执笔阵容亦甚威武雄壮。同时自告奋勇，愿以日文请缨。言外之意自己不光会用中文涂鸦，日文也可比试几下。再说总不能显得中国教授太草包。樱井回电致谢，很快寄来背景资料和极其客气的约稿信。信中注明稿酬以四百字稿纸计算，每页三千日元，篇幅七页。我在心中略一核算，每千字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余元，就是说一个逗号都值五毛钱顶一斤大米够活一天的，比国内慷慨多了，好，写得！
东京的美女编辑（2）
写什么呢？来日前我曾就村上作品以外语专业116名学生为对象做过问卷调查，分十三项问及喜欢的原因，得分前五位是：①提供了认识世界和生活的另一种视角和方法；②翻译得好；③对孤独寂寞情怀的共鸣；④气氛、韵味别致；⑤文笔优美。思来想去，从翻译处理及体会角度就第二点写了三千字发去。正自鸣得意之间，樱井回伊妹儿了：看您的文章，我们村上好像因了您的翻译才在中国走红似的，我们日本人可是讲“谦逊是美德”的哟！说实话，若对方和我同是男人，我真可能来个恕不侍候撤回文章了事。无奈对方是美女编辑，而美女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耐住性子解释说关于其他几点我已经在《 朝日新闻 》、时事通讯社的《 世界周报 》以及另一家日本出版社的论文集中专门谈了不少，只剩这点没谈，因此并无单独强调和夸大这点之意。最后不软不硬地回敬道中国人也并不认为“骄傲是美德”。樱井马上申辩说她的本意是担心日本读者误会了我的意思，“从而损害林先生的谦和形象”。这个说法太高明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况且冷静细想，“你们村上还不是多亏我们绝妙中文的关照”这样的自负在自己骨子里也并非没有。而日本人素以敏感著称，那么指出也不是毫无道理。于是我找一位日本教授商量，决定在强化村上原始文本重要性的同时弱化主观断定语气。如把“我认为”置换成“我觉得、好像是、似乎是、大概是、恐怕是、是不是、莫不是”等暧昧语气，并在“翻译了二十本村上文集”一句前面加上“我有幸”三字。如此发去之后，电脑旋即传来樱井的笑脸：“这回到底mild（ 温和 ）多了，反倒让人觉得您又过于客气了！”——美女编辑遭遇战至此硝烟散尽。
但感觉上似乎又没完全散尽。现在我还沉思硝烟后隐约闪露的各自的民族意识、心理机微以及文化文体差异……
美女编辑果然非同一般。
落花之美（1）
咱们中国人喜欢热闹喜欢热烈喜欢喜庆气氛。劳模要戴大红花，国庆要挂大红灯笼，过年要放大红爆竹贴大红对联，领导来视察要高悬大红标语人人满面红光。结婚就更不用说了，大红袄、大红盖头、大红被、大红地毯。如今城里人赶时髦学西洋，往往像模像样娉娉婷婷披一袭白色婚纱，但一对大红喜字也还是少不得的。总之国人喜欢张灯结彩、披红挂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可人家日本不兴这一套。当然也不是说日本人就整天愁眉苦脸作深沉状。足球打进世界杯十六强时举国上下也可谓欢喜若狂，近日贝克汉姆来试拳脚，女孩子们比见了久别情人或留洋归来的博士老公还激动万分，若无警察横加阻拦，真有可能扑上去啃两口。不过一般说来日本人是和咱们不太一样。不说别的，这红颜色除了红信号灯和警示灯就很少见。日本共产党颇有影响的机关报《 赤旗 》报头也并非赤色而是黑色，不像咱们诸多报头不知何故呼啦一下子由黑变红。至于领导莅临，休说都府县道知事大人，就连位极人臣的小泉首相外出视察也甭想见到“热烈欢迎”之类的红色横幅。惟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夫妇陛下驾临才有幸得到若干妇女儿童挥几下小太阳旗（ 那中间当然是红色的 ）。有时我不由心想，世界上大约只国人对红色情有独钟。前不久红色象征革命，理由不言而喻；而今以经济为中心了，一颗红心仍在激烈跳动。
过新年时日本也不用红色装点。门口顶多扎一稻草结挂一小橘子加一枝青松。若不去神社寺院，根本感觉不出过年气氛。加之有不少城里人跑去乡下看望父母，街上比平时冷清许多，商店大多关门。于是只好打开电视看日本新年保留节目红白演歌对唱（ 分男女两组唱日本调歌谣，性质相当于我国的春节联欢晚会 ）。令人吃惊的是，在大年除夕唱的竟多是撕肝裂肺要死要活的东西，不是“在那月色凄迷的寒冷夜晚”就是“你为何狠心把我抛弃”。得得！全家团圆的欢乐今宵何苦唱这玩意儿？端的匪夷所思。像咱们赵本山老兄那样来两段小品逗得男女老少一齐抿嘴乐岂不皆大欢喜？
后来我渐渐明白，日本若真有赵本山且大家捧红赵本山，日本人也就不成为日本人了。日本人所以大过年也听演歌，无非因为他们喜欢听演歌——那一唱三叹跌宕起伏的旋律所传达的或绵长隽永的淡淡哀婉或近乎绝望的深深悲哀，很快就能把听众带入风雨旅程带入共鸣境地。日本人为唱演歌发明了卡拉OK，卡拉OK也的确适合唱演歌（ 极少有人用来唱流行歌曲 ）。而演歌中几乎找不出类似我国采茶忙庆丰收那样轻松活泼欢天喜地的民间小调。可以说，咏叹与悲伤是演歌的基调和魅力，它唱出了这个岛国无数男女的悲剧情结。
是的，日本人普遍有一种悲剧情结。
在电视上，我看了在美军炮火中怀抱死伤儿童的伊拉克父母，看了在以色列坦克面前哀悼死去亲人的巴勒斯坦妇女，看了在地铁火灾现场面对亲人遗体的韩国百姓；也看了导致六千余人遇难的神户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惨案中的日本民众。无意中我发现日本人面对突发灾难和生离死别时的表现和其他国家大为不同。其他国家的人往往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而日本人则相当冷静，没人惊慌失措没人号啕大哭，甚至没人流泪，表情中更多的似乎是无奈、达观和镇定。究其原因，我想这绝对不是日本人缺乏感情，而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感情以至文化中积淀了太多的悲剧因子。
日本是岛国，常有地震、台风、海啸、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尤其地震频仍。我来东京不到一年，差不多每月都要体验一次天摇地动。轻者像坐在轮船上忽悠颠簸一下，重者整个房屋框架吱呀作响。一次正躺在榻榻米上看书，忽然头顶吊灯摇晃起来，眼看着越晃幅度越大，简直摇摇欲坠，吓得我赶紧拿过坐垫捂住脑袋，缩进墙角一动不动。若在中国，人们十有###呼爹叫娘拥下楼去。而一两分钟过后我小心爬起往窗外一看，院子里静悄悄一个人也没有，只远处有两个小孩在午后的阳光下踢皮球。估计偌大住宅小区里拿坐垫捂脑袋的仅我一个中国人。好在没给他们瞧见，瞧见了岂不有损中国人形象，笑我堂堂中华男儿胆小如鼠。其实非我辩解，真正上战场我也未必就捂住脑袋。少见自然多怪，多了习以为常。大概除了SARS那厮，人世间什么东西经历多了都会产生抗力。悲剧看得多了，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