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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干什么呢？除了去东京，除了不去东京而在公寓里皓首穷经满纸涂鸦，休息时大多在田野里走来走去。出得公寓群往北走不远就是一片田园风光。我经常清晨踏着露珠和在傍晚时分走去田间地头。春天土豆花开了，在婴儿小手般肥嫩叶片的簇拥中开得那么含蓄那么羞涩那么老实；豌豆花开了，在密密麻麻的绿叶遮掩下偷偷地开了笑了，向你展示这才叫小巧玲珑；南瓜花开了，这家伙开得大方欢快，骄傲地朝天空举起一把把小号，吹奏嫩黄色的晨曲。夏天有时低头细看一条条紫得发亮的茄瓜一串串红得透明的小西红柿，有时望着玉米地里三五株黄灿灿的向日葵，有时默默凝视爬满篱笆的牵牛花和拳头大的葫芦久久不愿离去……它们让我想起小时生活过的东北平原和山乡景物。不知道它们是悄悄跟在我后面一起来到日本的，还是早已来到日本悄悄在这里等我。他乡遇故知，一见两依依。它们问我“怎么这么多年都不回去看我们啊我们等得你好苦”，我回答说“我要养家糊口要提职称要分房子要出国要对付日本那个村上春树总之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啊”——我们就这样互诉衷肠，共叙别情，在迷蒙的晨雾里，在昏黄的夕晖中，在皎洁的月光下……
或许你说这大概是déjà？鄄vu，即由错觉造成的既视感，但我的心告诉我这绝对是真实的。若无这个真实，我在世界第一大都会东京的日子无疑将变得虚幻得多枯燥得多无奈得多。
“伊妹儿”在东京（1）
较之尚武，中国人似乎更尚文。在数不清的黄金岁月里，概以文明而非以武力称雄世界。纵然可以像当今美利坚以金戈铁马坚船利炮纵横天下之时，峨冠博带的士大夫们犹然沉醉于“大道之行矣天下为公”的教化之梦。若将文明单纯缩之为文以至文史、文学、文字的时候，不难发现古代中国人多么善于吟诗作赋、咬文嚼字并以此为荣。以翻译言之，唐玄奘等高僧硬是把艰深晦涩的佛家典籍从梵文译为汉文。今人也能脱口而出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据说也是从维吾尔族祖辈文字翻译得来。均堪称名译、佳译、妙译。
这种喜好辞章之乐、文字之美、雕琢之工的遗传因子也流淌在当今国人的血液中。当以工业技术为代表的近现代西方文明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球的时候，众多弱势国家索性舍弃咬文嚼字的翻译功夫而纷纷照搬原文，即使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未能幸免。惟独中国人发挥祖传看家本领，一路过关斩将，把television译成电视，把 computer译成电脑，把 facsimile译成电传或传真…… mobile phone也经风风火火的“大哥大”时代而以“手机”之名尘埃落定。其中尤以早些年 Coca？鄄Cola之译为“可口可乐”令人击节叹赏，既谐其音，又得其意，音意兼有，相映成趣，实乃译学史上的神来之笔。足见汉文字之与时俱进神鬼莫测，足见国人之语言天赋与雕虫才华。就此而言，国人无不具有翻译家素质。
似乎扯得远了，说回“伊妹儿”。
“伊妹儿”者，无须说，“E？鄄mail”之谓也。据我所知，E？鄄mail时下主要有两种译法，一是意译为“电子邮件”，一是音译为“伊妹儿”。二者均属够水平的选项，却又都嫌美中不足，未若“可口可乐”之水乳交融。前者不够精确。依《 现代汉语词典 》的释义，“邮件”为“由邮局接收、运送、投递的信件、包裹等的统称”。而将电脑显示屏上闪出的三五行字甚至“新年快乐”等寥寥数字以“邮件”称之，未免以偏概全不伦不类；后者固然谐音谐得巧妙，又兼具“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之浪漫遐思，但多少缺乏涵盖性和普遍性。如对于德高望重的长者奉复一句“您老的伊妹儿拜读了”，总觉得有失礼不恭之嫌；而对于年轻女性回道“见到你的伊妹儿十分高兴”，又觉有欠稳重，甚至担心闹出“性骚扰”官司来。不过相比之下，在东京我还是用“伊妹儿”时候多一些，毕竟蛮温馨的，可以约略冲淡显示屏的冷漠——我想收信人大概也有同感。
说起来，伊妹儿这劳什子不知哪个灵机一动鼓捣出来的。在日常生活层面上，这项成果实在远比什么“勇气”号火星车来得重要。指尖一点，天涯咫尺。现代人最看重的快捷、便利与效益至此尽矣。较之电话，没有不得不即时应对的紧张和尴尬；较之书信，不知节省多少宝贵时间。可谓兼有电话和书信之利。尤其对于既讲面子重含蓄又急性子重效率的日本人来说，这玩意儿一定正中下怀。此番旅日，所接名片，必注明伊妹儿住址；所去部门，必索要伊妹儿Address。会议通知、宴会邀请、工作联系、朋友聚饮以至礼节寒暄，无不由伊妹儿往来传递。如今不单电脑，就连小小的手机据说也可以收发伊妹儿了。乘地铁或电气列车，发现周围年轻男女几乎人人手持这样一个宝贝。指尖在上面跳迪斯科，眼珠却直勾勾盯住不动。我有时偷觑一眼，发现屏面时而五彩缤纷时而跳出间有汉字的日文字母。于是我不怀好意地推测那一定是上网派“伊妹儿”通知真正的伊妹儿几时几刻在老地方幽会了。顺便说一句，日本的公共交通工具不许打手机。偶尔见到接手机的，也都一副窃窃私语的样子，并且三言两语匆匆收起。因此我在车厢中所见形状各异比比皆是的手机，一般都不再发挥手机的本来功能，而大约不是用来打游戏就是上网发伊妹儿了。
我自然也乐意使用伊妹儿。况且在日本我毕竟是外国人，用微妙的日语同微妙的日本人用电话沟通有时难免造成微妙的误解，产生微妙而沉重的stress（ 精神压力 ）。而伊妹儿则可悠着性子改来改去，对懒得答理的尽可暂缓发落或索性打入“垃圾箱”了事。进退自如，以我为主，何其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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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妹儿”在东京（2）
想起来，东京的伊妹儿曾给我带来一次难得的经历。那还是去年三月初，一位日本教授发来伊妹儿，邀我参加预定三月八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的反对美英进攻伊拉克的反战###。那天到会场一看，露天会场人山人海，一个长相、发型和身材酷似小泉首相的人正在台上扮演小泉。此君身穿小泉常穿的浅灰色西装、模仿典型的小泉步法、手势和声调表演小泉如何声称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模仿得惟妙惟肖，台下笑声不断，气氛甚为热烈。会后游行，四万市民举着标语牌或拉着横幅标语喊着口号一路前进，浩浩荡荡，不见首尾。警察虽然脚蹬长靴腰横警棍，但并不吆五喝六吹胡子瞪眼，只是客客气气维持秩序疏导交通。游行队伍中甚至有老太婆用小车推着孙子。这使我看到了日本民众的另一面。
当然，对我来说伊妹儿更大的妙处是可以用来同国内媒体联系。无论采访村上的专稿和照片，还是《 海边的卡夫卡 》的四十万字译文，抑或其他大大小小文章，都由这伊妹儿传往故国。既省了邮资，又无丢失之虞，对方也免去逐字输入之苦，委实皆大欢喜。外出归来，即使深更半夜也乐得打开电脑查看有无伊妹儿来访。若纷至沓来，自是减却几许浪迹海外的孤独；而若数日未睹芳容，不由生出一缕寂寞和怅惘。最糟糕的则是有一次迎进门来的伊妹儿个个面目全非（ 乱码 ），打发出去的又一一被拒之门外（ 退回 ）。而当时正有要紧事非联系不可，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晚间急得几乎彻底未眠，翌日又在房间团团打转一个上午，正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下午背起电脑从埼玉县横穿偌大东京城赶到千叶一位博士家求救。博士终究是博士，酒过三巡，只见人家轻触数键，伊妹儿们立即重现芳容顾盼生辉。人生快事，莫过于此。
与此同时，我也绝对不希望普通书信从此减少以至消失。现代伊妹儿终究不如传统的鸿雁传书那么有实实在在的质感、那么有真真切切的温煦、那么撩人情怀。伊妹儿不应该欺负甚至取代辛勤传书的鸿雁。一边是极堂皇的奥运场馆，一边是极古雅的小四合院，一边是高度现代化的科技园区，一边是村头老柳树下的轱辘井——那样不是很好吗？或许那才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东京的美女编辑（1）
我这人不大愿意交际。第一因为我不善于交际。提笔我会斟酌再三，但说话往往冲口而出，别人尴尬，自己后悔。当年大学毕业分配时哪壶不开提哪壶，分我去长春市外办当翻译。费了好一番周折才和预定分往广州的一个同学对换成功 。结果这步棋还真给我走对了——数年前全班会聚京师开同学会，那位早已荣升外办副主任同时沦为脑满肠肥的老同学拍我肩膀说道：“哎哟我说林さん（ 老林 ），你可把我害苦了，你好歹混上个教授，可我活活成了大相扑兼猪头小队长！”（ 喏喏，听这两句就知道他是多么适合当外事官员 ）第二因为我不太关注口福不胜酒力。倒不是说自己多么清高，若有窈窕淑女载歌载舞我保准抢坐前排一饱眼福，但面对满桌子虾兵蟹将人头马实在无心恋战。回乡探亲最怕碰上初中同学镇委书记王某和派出所所长阎某，一次差点儿灌得我回不来。第三因为我也挺忙，要完成钦定教学工作量要捏造煞有介事的学术论文要对付神神道道的村上春树，台灯夜夜亮到十二点——单纯从劳动量来说足有资格捞得五一劳动奖章。
当然也不是说我从不交际，一个铁哥儿们也没有。打交道最多的是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的男女编辑。每千字稿酬由5元、7元、14元、28元到50元、80元、100元……循此曲线你也不难看出我的编辑交往史何其悠久。
说来也真是缘分，此次来东京又跟人家日本编辑打起了交道，有报社的有杂志社的有出版社的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