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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低财政赤字和最终随之而来的贸易盈余。这一切对那些最初预言我们的政策将造成巨大经济创伤而在相反的情况发生时又反驳说合理的财政政策和他们曾预言但却未发生的经济现象无关的供给方支持者来说，是一个巨大而持久的打击。
经济领域的因果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许多因素共同造成了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但我认为，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结论：正像克林顿在1月7号会议上说的，财政赤字削减是一个门槛行动。如果该次政策变革没有1993年经济计划的引导，我不相信20世纪90年代持久、强劲的经济复苏会发生。在我们1月7号的会议上，阿兰·布兰德认为，如果没有财政纪律的恢复，经济复苏可能被更高的利息率所葬送。几年前，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了一个报告，称1998年的贸易盈余三分之一来自于政策决定，三分之二来自于经济增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既然经济增长从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的结果，那么这些因素就无法截然区分开。
总统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均会对经济产生实质影响，总统没做什么或没有说什么同样也会对经济产生实质影响。在积极的方面，克林顿在任期间对良好的财政状况保持了一贯的重视，将其作为整体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日程的一个部分。在无关痛痒的方面，克林顿避免做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并反对那些可能会造成负面作用的政治宣传措施。例如，他经常迫于压力而以各种方式限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提出破产公告法案。他提倡通过诸如工人培训和全方位医疗保健等措施来减轻经济失衡造成的后果，而不提倡限制自由市场的运转。
我们制定经济政策的最后期限是2月7日，这一天总统将向国会联合会议发表讲话。在我看到的讲话第一稿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回应公众的，但对我们的经济战略中削减赤字和控制长期利率的部分却缺少严谨的论述。于是我增加了一些段落试图精确地表述我们的策略。总统的讲话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但我的这段论述——“我们制定的投资项目将增加公共和私人对未来经济至关重要领域的投资。削减赤字项目将增加私人部门可做投资的储蓄，推低利率，减少联邦预算中用于支付利息的比例，并降低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金融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却未能赢得任何掌声。后来我虽然成为一名讲话起草人，我仍然认为在总统讲话中包含一段简短而严肃的论述对于之后的政治辩论有所帮助。
我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经济计划完成后将会如期获得通过。毕竟，我们党在国会两院中都占较明显的多数，并且我们重建财政纪律的立场与许多共和党人所倡导的一致。1993年2月，有迹象显示该计划已经产生效果，这种效果甚至在国会通过前已产生。在一份上午简讯中，我告诉总统，债券市场的反应比我期望的更迅速和强烈。通常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与企业和个人需求改善及未来需求的预期相对应的是，利率看涨。但是30年国债收益率却从1992年12月31日的7。4％降至1993年2月23日的6。83％，下降了超过0。5个百分点。说明市场开始相信我们的削减赤字计划能够发挥作用。（至8月中旬，在计划刚获通过后，长期利率达到6。37％，共下降了整整1个百分点，而这是在复苏进程中）在白宫居所客厅由总统主持的每月午餐会上，企业首脑们开始更积极地谈论经济。大多数参加者是共和党人，对新政府并不认同。但与总统交谈一个半小时后，他们经常对我说，他们认为总统很聪明，理解他们的问题，并且愿意倾听。许多人仍然不赞成计划中关于税收的部分。但几个月来，商界首脑对国家经济前景的信心正在增强。我反复向克林顿进言鲍勃·斯特劳斯曾提给卡特总统的一条贤明建议：商界的许多人可能不会支持一位民主党总统，但他可以通过良好的经济政策使反对者失去动力。
出于对我们计划的自信，我们发布了政策后就一心实施。后来克林顿告诉我，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策略性失误。他应该每天出去宣传他的经济项目。他对我说，今后如果没有一套完整有力的交流和政治策略，他再也不会尝试作为一个主要政策的带头人。他还说从一开始他就应该尽力参加辩论。
从这段插曲中我认识到，从一位总统向全国提出一项重要提议开始，他就必须花时间描绘这一提议的前景，否则，他的反对者们就会以他们的方式描绘它并使他疲于防守。我们的反对者努力将我们的计划解读为加税——这与大部分纳税人的观点相去甚远，他们认为消费税并没有增加，每个四口之家平均每年的汽油税仅为38美元。另一方面，我们没花多少时间去阐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加税的影响，或者阐述更重要的内容，即这一项目的目的是通过恢复财政纪律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标准，促进经济增长。其后克林顿重返辩论，但是由于他缺席了一段时间，反对者们占据了某种优势。他们已经设立了观察我们经济政策的视角。我们必须与这种视角对抗，并且一直未能完全成功。参议员迪安妮·芬斯泰因 （共和党——加州区）告诉我，1994年她争取连任时，调查显示在加州有42％的民众认为他们的收入税在1993年提高了。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如果不进行即时和决定性的反驳，对政策的曲解可能带来的后果。实际情况是，我们计划中的收入税只影响美国民众中收入居前的1。2％，我想在加州也是这个比例。真正影响到中等收入阶层的汽油税是很低的。我记得当时是这么想的，小额能源税令市场认为我们言行不一，这主要是因为根据传统智慧，征收能源税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但我没有认识到，非常小额的汽油税会被用来——或者更准确地说，被误用来将我们的项目描绘成中等收入阶层的加税。我的大多数同事都忽略了此点，虽然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和其他一些政治顾问对此非常担忧。
我们面对的一个政治问题是，是否用阶层分类的语言来宣传我们的计划。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并列举了数个理由。在讨论当中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插曲。当我看到总统将在国会联合会议上的讲话稿时，我认为其中一些说法的语气不妥。于是我去找希拉里说出我的看法。她的办公室与我相邻，均在西冀二层。希拉里不仅同意我的观点，还和我一起下楼到罗斯福房间，保罗·贝格拉正在那里起草讲话稿。当保罗修改有争议的段落时，希拉里就站在他身后。
在我看来，即使“富人”这样的词也没有标准的含义，这似乎在表明财务上的成功是错误的。我的反对并非来自我主张各阶层团结的主张。我认为在讨论税收问题时，讨论由谁纳税是完全合适的，是任何一个严肃的税收辩论必不可少的内容。我所关注的只是用词的选择：不加区分的用词可能会损害商界对克林顿政府和他的政策的信任。这种信任对于实现强劲的经济表现至关重要。因为没有政治专家，我觉得政治上也没有产生效果，因为中等收入群体对于诋毁经济成功的反应并不理想，而使用阶层分类的用词也会承担与经济上最成功阶层疏远的风险。
我认为阐述加税的另一可选方式是，指出在80年代，富人阶层受益而中等收入阶层实际上是受损。受益最多的一方应该在减少上个10年所遗留下来的经济负担——即赤字时承担更多的责任。实际上，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增加得最多。我记得曾对总统说，我认识许多高收入人士，当我回纽约时，我并没听到许多反对意见。没有人愿意加税，但令我惊讶的是抱怨如此之少。
第二部 第8节
与富人阶层相对的是，商界坚决反对在原方案中公司税增加2个百分点的内容。我记得那年春天我参加华盛顿的一次商界圆桌会。我告诉这些公司首脑，其中一些我在华尔街工作时有些私交，我们正在做的正是这一团体的成员一直在呼吁的——削减赤字。但大部分商界人士认为削减赤字更主要的，或者惟一的方法是缩减开支，而不是加税。我辩解说，我们毕竟处在一个政治体系中，现在进行的项目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也是为重要的目标服务的，虽然大部分商界人士对此并不认同。因此，对于有多少开支能够，或者应该被取消是受到许多限制的。没有商界的帮助，富有成效的削减赤字根本无法实现。我们预期进一步的开支缩减来自效率的提高，但这需要副总统重塑政府积极性的一个较长进程，还有我们所希望的政府医疗保健项目的改革。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应是很典型的。商人常常对一个政治进程的结果能够，或者说应该与他们理想中的解决方法有多大程度的吻合抱有不切实际的预期。如果你在贸易、工厂安全规章、税收或其他什么方面提供给商人75％他们所想要的，他们就会集中注意力得到他们还没得到的25％。他们也许习惯在最后一刻才达成交易，但是他们常常不能认识到目标的有效性不同于他们自身所想的，也认识不到现实的政治限制。而这普遍存在于各种利益集团中。
比商业界的这种回应还要让我吃惊的是一些明明了解政治进程而且一直是强烈支持财政纪律的一些国会议员的反应。于将对我们的攻击锁定在赤字问题上相反，他们纠缠于他们并不喜欢的税收增长问题上。实际上，我们计划中的赤字削减的一半来自于支出削减（包括通过降低国债水平来减少利息支出），另一半来自税收增长。在罗斯福会议室，我们尽力维持该收支平衡原则。但是对国会中许多长期支持赤字政策的强硬派议员而言，增税是无比重要的。汽油税是一个特别的争论点。我记得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告诉过我，任何超过4。2美分一加仑的汽油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