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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群民主党人围坐在阿肯色州的一张圆桌前谈论国际债券市场，许多人可能会很吃惊。而且我们的会议重点是国际债券市场，而不仅仅是美国债券市场，这是自1993年以来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标志。我认为，那些正在回顾十几年前的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很可能将克林顿政府看做是一个和全球一体化进程、新技术出现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紧密相连的政府。我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命名这一时期，但是我认为他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比尔·克林顿是第一个深刻理解上述议题正在重塑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美国总统。
我在这次会议上的角色是确保每一个观点都得到了公正的展示，但是我也按常规发表了我自己的观点。为使我们能够达到劳拉、阿兰和拉瑞所说的更低的利息率，金融市场将必须相信本届政府对财政赤字问题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超过十个的非物化的承诺已经造成了很能让人理解的怀疑。我所关心的是，建立金融市场信心可能要花超过人们想像的时间去实现。我记得这么一句话，对于建立市场信心和创造一个真实的经济影响将需要多大的财政赤字减少而言，没什么规律可循。在一个有6。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里，几十亿美元——一个百分点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么小的一个部分不会对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我在华尔街的经验告诉我，绝对数量的一个较小的差异可能会造成市场心理的巨大变化： 你用34。125美元买进大宗的股票和以35美元买进同样数量的大宗股票其间的差别要远远超过12。5美分这一数字。或者，像我在高盛时的投资伙伴鲍勃·纽钦经常说的，对我们而言，支付给某人二十五万美元要比支付给他24万美元好很多，因为，一百万美元的四分之一这么多的收入对获得这笔收入的个人造成的心理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多支付的这十万美元对整个公司经济的影响。5年期限内小数额财政赤字的削减带来的影响与此相似，即对整个国家经济总量而言数额很小但对市场而言潜在影响十分大。
回顾过去，克林顿经济计划对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的影响也许比其对利息率的影响更重要。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赤字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对其应尽责任的无法胜任的一个标志了，一个我们的社会无法应对更为普遍的经济挑战的标志，例如我们全球竞争力就面临很大问题。财政纪律正在恢复的观点是更低的利息率和增长了信心的结果，而这些又带来了更多的消费和投资，还会带来工作机会的增加和更低的失业率和提高了的生产率。一些人曾反驳说，20世纪90年代生产率的迅猛增长仅仅是对20世纪80年代就已到来的新数字技术的推迟反应。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在日本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那里同样获得了新技术，但是却没能取得同样的生产率的迅猛增长。极少的投资很有可能是由存在于日本和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结构僵化造成的，但即使是在富有经济弹性的美国，投资和由此产生的生产率如果没有增长了的信心和降低了的利息率这两点，也很有可能不会有如此迅猛的增长。
在经济繁荣期和在萧条期一样，因与果会变得很难区分。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的恢复，再结合更低的利息率，产生了一个良性循环，一个积极的反馈回路。赤字削减有助于经济增长，通过提供政府收入这又将带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因此，该经济计划的财政效果是我们采取的政策措施和这些政策措施带来的经济增长共同的结果。我们无法设计出一个如我们针对债券市场做出的这样一种计划来反映对股票市场的潜在影响，但实际上，由于改善了的财政状况和经济条件对股票市场的推动，相似的现象已经出现，而这又将反过来导致赤字的减少和经济的增长。
尽管我不认为我们中有人能够完全地预测到恢复财政纪律将对经济信心产生的所有影响，但是在小石城那间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同意一个可信的计划将对利息率发挥作用。和此后的一些报道相反，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一个认真的赤字削减计划肯定是必要的。我记得劳埃德本·特森，新任命的财政部长强有力的阐述说，我们必须在公众对新一届政府的信心很高的最初几个月中办那些艰难的事情。我们一入主白宫，保罗·贝格拉、詹姆斯·卡维尔、斯坦格·林贝格和曼迪·格朗沃尔德这些政治顾问表达了他们对我们的项目政治方面的担心。因为我对债券市场的关心，詹姆斯·卡维尔甚至开始喜欢把我叫做“尼克”，即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尼克·布兰迪（尽管詹姆斯总是眼中带着狡黠的神色这么叫我，而我每次想起这个昵称时总会笑起来）。他们认为赤字削减不能产生选民的政治支持，而且通过遵从降低中产阶级税收和其他总统竞选提议总统的政治利益将得到更好的维护。而事实上，从某种角度说，他们的想法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从长远看，我想该项目毫无疑问地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将表明是正确的，因为它对帮助克林顿赢得1996年连任的强势经济来说是有根本性作用的。但是，经济方面的优势并没有以连续的方式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被人们感觉到，而且如果我们更多地听信政治顾问的观点的话，我们也许已经以一种更具有政治效果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赤字削减内容。
尽管在实质性赤字削减总目标上达成了一致，但小石城会议并没有就赤字削减数额和削减方法产生直接的协议。在各种意见的一端是艾丽斯·里夫林提出的最为激烈的赤字削减方案。在同样的大方向上，尽管没那么强硬，有艾尔·戈尔、劳埃德·本特森、利昂·帕内塔和我。那天屋子里的其他人，即鲍勃·里奇、劳拉·泰森、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和吉恩·斯珀林都建议采取更为温和的方案。尽管强硬派着重关注我们的经济计划的市场的可信度，但是吉恩、鲍勃和乔治希望维持更多的竞选提议。1992年12月下旬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新的进一步上升的财政赤字已经使得赤字削减的可信度和这些竞选提议之间可供妥协的空间更加狭小。人们对教育、就业培训、医疗保健和福利改革新方案将不得不被大规模地限制这一点都很理解，而他们至多只会对中产阶级的税收减少不再可行表示理解。
在关键点上利昂和艾丽斯提出了五种可选方案，即可选择的赤字削减数量从刚好达到布什政府推行的赤字削减“基本线”到5年内将赤字削减一半。每一种选择都和一个相应的投资额相结合。我们不去理会最低的和最高的方案，而锁定中间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均对财政赤字做了重大削减。三个方案均未能在五年时期内消除掉结构性财政赤字——考虑到我们的起点，这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认为医疗保健改革对医疗保险的作用将意味着赤字的进一步减少，而以后的预算会推进该项目。
第二部 第7节
我曾告诉过克林顿本次会议不是一次“决定性”会议，它仅仅是重大议题的首次发布会。但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些可选方案时，他表示出对大规模赤字削减的支持。就职典礼结束后，全体内阁成员在罗斯福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期数周的会议，决定明确的财政赤字削减数额、预算资金的优先分配方案和税收提议的具体问题。克林顿仍十分关注具体问题。在整个进程中，他最核心的观点，也是本届政府一致同意的观点，从未出现过摇摆。不顾其政治顾问的顾虑重重，也不顾国会一些民主党议员的压力和政治上对他很重要的选民的抱怨声，克林顿坚持对财政赤字进行大规模削减。当这项经济计划遭遇到严重的政治问题时，尽管克林顿有时会抱怨，甚至在一些场合会对他接手管理财政问题失去耐心，但是他始终坚持着，他为达成此项经济计划的通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这是我第一次切身经历总统决策，它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对克林顿充满了敬意。和墨西哥决定一样，财政赤字削减也涉及用近期的政治上的痛苦来换取潜在的、并不一定会实现的远期经济收益的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总统做出的决定表明了财政政策的一个巨大变革。该变革的反对者，尤其是那些强烈反对我们财政赤字削减方案中有关增加税收内容的供应方支持者，预言我们的方案将导致失业的增长、更高的赤字和经济停滞或经济衰退甚至更糟。德克萨斯的共和党代表、共和党大会主席迪克·阿梅说该计划“对经济运行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并警告“进行赤字削减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的同事，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称该计划为“一张通往经济衰退的单程票”。但是，事实正好与他们说的相反，国家经历了历史上最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大量的私人部门新工作岗位的创造、低通货膨胀、遍及所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投资增加和生产率增长、低财政赤字和最终随之而来的贸易盈余。这一切对那些最初预言我们的政策将造成巨大经济创伤而在相反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