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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接见了沉诚，并提出中共中央关于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一）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沉诚当晚通过香港将他与杨尚昆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蒋经国。
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3 月 25 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经研究决定，以杨尚昆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沉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
1987年 4月 4日，蒋经国约见沉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在党对党谈判原则下，一定要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中共中央致蒋经国的密函在促进两岸关系互动方面产生了催化作用，蒋经国于 7月 14 日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又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陆续对大陆做了很大程度的“开放”。
9 月，沉诚赴台北探视蒋经国。蒋经国对沉诚说：“我正研究他们（中共）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指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决策”，“他们（中共）的诚意，我有同感，不过像这样大事，多少要设想得周延一些才行”。沈诚建议“礼尚往来”，给中共方面捎个回信，然后再做具体规划。蒋经国说：“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蒋经国表示要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当时在岛内，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已有所表现。自蒋介石所带领的国民党政权来台后，台湾在“动员戡乱体制”下，开始了“威权政体”的政治机制。此一体制除了限制台湾地区人民的人身、言论、讲学、出版、通讯和集会结社等自由外，在宪政方面采行了宪法与临时条款并行的双轨制，这样的设计无疑是为了赋予总统更大的权限。
当时一般人民的政治参与管道并不畅通，因为政府当局赋予在大陆选出、迁来台湾定居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长久行使职权的权力，阻碍了台湾民众参政的机会，故引发政权合法性的争议。大体而言，动员戡乱体制是在一个“大陆沦陷、政府迁台，中央政府在坚持”法统“与”反共复国“的使命感”的特殊环境下的产物，虽然其与民主政治原则有许多扞格之处，但也确实维持了台湾长久的政治、社会安定，并缔造了台湾高度的经济成长，为日后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根基。
在这阶段的早期，台湾政治反对运动多半以“孤星式的抗争”为主，期间最被重视者应属“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该党的创立和《自由中国》杂志密切相关。该杂志创刊于民国 38 年 11 月。内容主要是由一批自大陆来台、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为骨干，出于对自由、民主、法治等理想的坚持，撰写文章批评时弊。而后来在雷震等人的主导下，该杂志的成员与台湾本土的菁英份子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后来改名为“选举改进座谈会”），积极进行筹组政党的事宜。
然而在组党浪潮已朝最高点迈进的时刻，警备总部乃以涉嫌“匪谍”、“叛乱”的名义，逮捕了雷震等人。同时，《自由中国》也以言论违法予以查禁。该杂志自创刊到 1960 年 9月停刊为止，在长达十年九个月的漫长岁月中，国民党从其党报的拒登广告、其特务机关的干扰印刷厂承印，到其党、政、军各单位的通令禁阅、禁售，打击和迫害越来越严厉和猛烈，他们的精神在台湾一般人的心目中，足以作为追求民主宪政知识分子的典型。
1977年 11 月 19 日，台湾地区举行县市长选举，在桃园县是由国民党提名的欧宪瑜与遭到国民党开除党籍的许信良对决，选举竞争异常激烈。结果在开票当天，因为受到选举作弊谣言的影响，中坜市民众包围投票所并焚烧中坜市警局，爆发了“中坜事件”。
该事件爆发后，反对力量开始成长。戒严令虽然仍然有效，言论自由的尺度却大为开放，当时的政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内容百无禁忌，多以批评政府和执政党为主，这些杂志成为反对势力攻击国民党和在选举中从事文宣的主要利器；集会、游行虽然在当时仍为法令所禁止，但是只要事先报备、申请，大都能得到允许与容忍；新的政党虽然不能成立，但是“党外”（指政治上与国民党持不同意见的人士）的政治团体已实质上地存在了。
此阶段的政治和选举竞争，其实并非存在于国民党和青年党及民社党间，而是存在于国民党和由台湾本土政治人物组成的“党外”势力间（由于不能成立新政党，所以这些本土政治人物乃以“党外”名称来区别自己是属于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势力）。党外人士在 1979 年 6月 1日成立“台湾党外民意代表联合办事处”，6 月 2日又成立“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候选人联谊会”，8 月 24 日，党外人士又创办了一个共同代言人——“美丽岛杂志”，这本杂志被推崇为“台湾民主运动的杂志”。
“美丽岛杂志”的六十位成立委员当中，纳入了当时所有反对势力各派系及立场的人士，并且开始在台湾各县市成立“美丽岛杂志社服务分处”。之后，党外人士又更进一步于 1986 年 9月 28 日在圆山饭店正式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此举被视为是台湾民主开始成长的阶段。所谓“争逞”乃是指此一时期，台湾在民主的表征有极大的进展，如反对势力的存在及政治竞争的激烈，言论自由和民众政治参与权利、管道的扩大等。
当时，国民党在蒋经国的领导下，统治菁英维持着国民党内部的团结，行使有效的统治，但也明显地采取宽容的态度与作法，适应情势发展，准备接受政党竞争，逐步推行民主。除了定期举行选举，选举层次逐步升高外，执政的国民党在 1986 年月已开始研议，诸如：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中央民意代表改选、地方自治法制化等重大改革事项。这也是为何反对势力于同年 9月 28 日宣布成立民进党时，政府并未取缔的原因之一，因为，解除党禁早已在国民党的改革议程表中了。
在此一阶段中，反对势力对执政党展开激烈的挑战，并透过竞争的方式进入政治架构。例如：在民国 74 年 11 月举行的地方公职选举中，反对势力的“党外”当选县长一名，省议员十一名，台北市议员提名的十一名全部当选，高雄市议员当选三名；使“党外”推荐提名候选人的当选率高达六成。在选举中，“党外”的作业如同一个政党一般。一般而言，在此阶段中，历次公职选举中非国民党籍候选人的得票率，在地方公职选举部分约为三成多，在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则近三成，但是，并非所有非国民党的得票率都是支持“党外”的。据估计，在民进党成立前，“党外”的固定得票率约两成，而支持者多半是工人阶级、都市小资产阶级（即自营作业者），和部分知识分子。从得票率来看，似乎“党外”仍远非执政党对手，但以当时在戒严时期对政党竞争仍有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党外”能固定得到约两成的选票，而且在全国多数选区内都能推出候选人与执政党从事激烈竞争，可见当时的选举确已具有两党竞争的雏形。
1987年 11 月 25 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反复强调：“始终坚持两大政策，一项是坚决不和共党接触，一项是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这两大政策，并期勉全体同志，贯彻到底。”然而，蒋经国于 12月 7日约见沈诚时又告知“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做决定”，只要假以时日，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极有可能实现的。令人遗憾的是，赴北京正式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派出，蒋经国就突然咯血而逝，他的死，使极有希望的实际上已着手进行的两岸和谈忽告中止，不由得令人扼腕长叹。
在他去世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慰问”。
同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新产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谈话，对蒋经国的逝世表示悼念，重申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不变。他说：“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做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做了一定的努力。”“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当时中国新华社驻香港分社负责人还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名义，在香港派员向国民党在港机构珠海书院内的蒋经国灵堂送了花圈。外电对中国共产党方面对蒋经国去世的悼念做了积极的评价。
1997年 2月 19 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国两制”的倡导者邓小平在北京逝世，海峡两岸统一的伟业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把深深的遗憾留在了这个世纪。
关键时刻蒋经国死亡，是病死还是谋杀？现在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