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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2 点 40 分，蒋又打铃，副官进去，蒋说恶心想吐。副官拿过不锈钢弯盆，摆在他的面前，另一只手帮他轻轻拍背。没多久，蒋经国开始吐了，吐出来的是大口大口的血。副官吓坏了，连忙叫医生。医护人员立即紧急抢救。蒋经国吐完，躺下来休息，大家以为状况稳定了。没料到室内还没整理好，蒋经国又想吐，吐完之后，就卧倒回床，再没有醒来，下午 3时 50 分，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 78 岁。
4 个小时后，8 时零 8分，“副总统”李登辉宣誓就任“第七届总统”。
蒋经国病逝，不久就在台湾岛内流传着一个可怕的猜测，说蒋经国是被人谋害而死，甚至有人怀疑将经国是被“台独”分子谋害死的。因为蒋经国去世当天，他的医疗小组居然远在台湾南部，没有得到任何预警。按照常规，以总统身份的蒋经国，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发生的。病逝前一天，他尚在总统府办公，召见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询问国民党十三大的筹备情况，丝毫没有病入膏肓的迹象，他本人一再表示“身体还可以撑下去”。
蒋经国生前患有糖尿病，但医疗专家断言，糖尿病患者不会七孔流血而亡。蒋经国死时却从口角、鼻孔、耳孔四处流血，无法擦尽。七窍出血，应验了中国民间传说的中毒暴亡之征。
现在还没有确切证据来证明蒋经国的死与“台独”阴谋有何直接联系。但蒋经国的思想在死前却与“台独”势力格格不入，到了水火不兼容的地步。80年代蒋经国继承蒋介石遗志，在表面上高呼“反共”、坚持“三不”政策，并声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他与蒋介石不同，他不仅坚持国家的统一，还坚决反对“台独”。他曾说：“不愿做中华民国的罪人，也不愿做中华民族的罪人”。晚年，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首先在台、澎地区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改善了国民党的形象，并在逝世前 3个月，开放了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的禁令，有助于缓和两岸关系。同时，在经济上台湾 70 年代的起飞，使它列入亚洲“四小龙”之位，这些都与他采取的一些开放政策有关。
秘密特使穿梭两岸高层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持下，一系列开明的对台政策相继出台，给台湾国民党当局以巨大冲击。对此，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也感受到了，并在其生命历程的最后10年里一直关注着两岸统一大业，使两岸关系有了重大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敏感的人们发现，已喊了 30 年的“解放台湾”的口号正悄悄地从新闻媒体中消失。1978年 10 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指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同年 11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再次表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1978年 12 月 16 日，中国政府就中美建交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新的对台政策：“台湾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希望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咆、海外侨胞，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做出贡献。”这段答记者问的重要性，就在于中国政府第一次在正式公开场合没有使用传统的“解放台湾”的提法，反映了大陆对台政策即将作出重大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纠正“左”的政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眼光来面对历史，客观评价与国民党有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全国人大于 1979 年新年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具体地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以结束两岸持续 30 年的军事对抗；两岸通航、通邮和发展两岸贸易的“三通”思想；对台湾当局的惟一要求是去掉“中华民国”的旗子等。
1 月 13 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会见日本参议院井廉议长时，详细地解释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目的，并再三表示：“为了完成台湾同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大业，我们愿意同台湾有关方面，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进行商谈，愿意同台湾展开各方面的来往，结束目前这种隔绝状态。”
1981年 9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由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台湾的重要讲话，即著名的“叶九条”。他真挚地表示：“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为列祖列宗争光，为子孙后代造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光辉篇章！”
《告台湾同胞书》和“叶九条”发表后，广大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做法表示欢迎，要求台湾当局顺应历史潮流，对中共的和平举动予以积极响应，结束两岸军事严重对抗状态，走向统一。许多台湾同胞认为中共的政策是宽厚的、具体的，照顾到台湾各方面的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台湾媒体和民众表示，国民党对谈判不必“深闭固拒”，国共和谈不失为国家统一之手段，“不妨一试”。
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国民党当局也悄悄更改了对大陆的方针。1981年 3月 29 日至 4月 5日，国民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蒋经国主持大会通过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强调“建设台湾与统一中国是不可分的，惟有建设台湾，才能实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惟有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才能使台湾永远保持安定与进步”；并要求国民党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和“以政治为前导，以军事为后盾”等为最高指导原则。
这次大会显示国民党已经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复兴建国”的大陆政策，并针对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将其大陆政策调整为以“实现三民主义”的和平方式“统一中国”。蒋经国并多次宣称“中华民国统一大陆的主要凭藉是三民主义而非武力”，“光复大陆并非要靠军事手段才能实现，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统一“将不是由武力完成，而是由政治、社会和经济方法来达成”。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平统一台湾思想的逐渐成熟，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被代之而起的开展“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统一台湾的务实政策所代替。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中共和平统一方针政策和岛内外形势的影响下，也开始调整其大陆政策，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的方针，从而使两岸关系结束了 30 年军事对抗的局面，进入了和平对峙时期。
为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 1981 年 10 月 9日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它台湾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请他们回大陆和家乡看一看，并明确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
为呼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1982年 7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等，呼吁台湾当局依时顺势，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的统一。廖承志的这封信虽为私人通信，但言真意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达了祖国大陆 10 亿人民盼望和平统一的愿望。
在蒋经国去世前，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他有四点计划。第一点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选举。第二点是本土化，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第三点是继续提倡民生主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第四点是震撼性地要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而且他背后还派人与大陆中共方面秘密交往、试探和谈，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
1981年蒋经国暗许其亲信沉诚赴大陆一行，暗中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由此他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和平真意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随着自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蒋经国想急于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寻找与中共和解的渠道，这种愿望在 80 年代后期，愈发强烈。
1986年至 1987 年，沉诚受中共领导人和蒋经国的委托，不断穿梭于大陆台湾之间。如果他不是负有特别重大的秘密使命，他不可能会受到两岸最高层领导人如此重视。台湾许汉（许承宗）出版的《总统的秘密特使》一书，更向公众披露了有关情况。许汉（许承宗）出生于官宦世家，曾任香港时报总编辑，为国民党非主流派的文胆。其在台北党政高层关系甚广，故握有不少政坛内幕。
此该书透露，蒋经国生前已经把两岸谈判列进了头等大事。 1987 年 3月，中共中央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沉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沉诚去台北密见蒋经国并“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这一决定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三不政策”，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和重要意义。
3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