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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有的进入了“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省、市、县议会，有的掌握了一些县、市政权。
各种“台独”组织进行名目繁多的分裂活动，主要有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新国族”、“新国歌”和推行所谓“公民投票运动”，并且积极争取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鼓吹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 1994 年 3月，民进党籍“立委”在“立法院”的专门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公投法草案”。“台独”论调形形色色，但其基本主张是：“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人民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台湾前途由台湾住民自决”。
“台独”活动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有国际背景。从历史上说，日本军国主义是“台独”的始作俑者。1945年 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即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汉奸分子，在台湾建立起“台独”组织；同时，驻台日本右翼军人发动“台湾独立”事件，即为“台独”活动的发端。但是，台湾重归中国已不可逆转，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行的“台独”活动遭到失败。
由于蒋介石在台湾采取镇压“台独”的措施，“台独”分子只能在海外从事活动。 1951 年、1956年“台独”分子先后分别在日本、美国建立组织。至 6O年代中期，日本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当时在日本的“台独”派别众多、组织复杂，其中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是最具代表性的“台独”组织。
6O年代未至 7O 年代初，随着中日关系发展，特别是 1972 年中日建交之后，在日本的“台独”组织逐渐衰落，“台独”活动的重心由日本转移到美国。 1970年 1月，“台独”分子彭明敏逃往美国；而统一指挥“台独”活动的“世界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即“台独联盟”）亦在美国成立。此后，美国成了“台独”活动的大本营。
公开的“台独”势力以美国为其大本营绝非偶然。l949年 1月 l9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提出，“美国亦宜扶植台湾自主分子，俾使其发动台湾独立时，可含美国之利益”。 1957 年美国参议院发表《康隆报告》，建议“中共入联合国，承认台湾共和国为美国保护国”。正是在美国反华势力的庇护和支持下，在美国的“台独”势力在 70 年代进一步整合，有了较大发展。中美建交以后，一些“台独”组织继续在美国活动。他们用各种方式游说美国议员，争取通过提升美台关系的议案；鼓吹“台湾加入联合国”，并组织各种宣传“台独”主张的活动。1995年李登辉访美得逞，也包含了这些“台独”组织的势力所起的作用在内。
解除戒严与开放党禁尽管蒋经国并不想动摇“国本”，可他不能不动，美国在后面逼他，党内人士在身边劝他，党外人士在背后推他，他可以说是被逼上了绝路。
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组成了一个 12 人“革新小组”。这些人全是“中常委”，是高官，不可能真的研究此事，他们只是定大方向，具体工作，便由下面的人在办。下面是谁？自然就是中央党部秘书处，这个机构，由李焕牵头。蒋彦士因为“十信案”被蒋经国强行接受辞呈之后，李焕便接替这一职务担任了秘书长，下面有好几个副秘书长，马英九是其中之一。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是李焕的旧班底，几十年跟着李焕，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李焕自然是一直都想给他一个重要的职位，但这件事做起来不容易，直到几年后的 1988 年，李焕才给了马鹤凌一个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总算是一点弥补。马鹤凌的儿子现在成了自己的助手，年轻又精明能干，李焕自然是非常喜欢，刻意栽培。
李焕也清楚，这是一个改写历史的时刻，让马英九这样的年轻人参与这样的盛事，对他未来的政治履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李焕手下，副秘书长有几个，秘书更是一大堆，但他指定负责此事的，却是马英九，这既体现了他对马英九的喜爱，也说明他是在刻意培养马英九。
现在他们需要研究的有六大议题（原本是五大议题，后来两岸关系问题随着戒严问题的解决，显得异常突出，因此成为六大议题），这六大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不能不慎重从事，所以，12个人便分成了 6大小组，每两人负责一个小组，每个小组领取一个议题。马英九作为副秘书长，便成了这 6大小组之间的联络人，起草报告，研究议题以及向小组负责人汇报等，均由他负责。
为了顺利进行这次“改革”，在人事上，蒋经国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6 月18日，他发布命令，免去宋长志“国防部长”职务，改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原“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渊接任“国防部长”，原“联训部主任”蒋纬国改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汪道渊是文人出身，因为长期在军法部门工作，才半道出家穿上了军装，严格来说还是一个文职干部。由一个文人来担任“国防部长”，说明蒋经国正在考虑“军队国家化”，不希望在他进行改革的时候或者是他身后，出现军人干政甚至是出现军政府这样的恶劣情形。从这种意义上说，蒋经国确实是达到了目的。至于让蒋纬国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一职，也是深谋远虑，这个职务，既让蒋纬国担负起了“掌军监国”的重大职责，又排除了他在自己身后接班的可能，从而杜绝了“蒋家总统”的再一次出现。由此可见，蒋家王朝，是蒋经国自己终结的。
“革新小组”的工作，一直都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之下。他们所讨论的 6大议题，无一不是当时最为敏感的大问题，这一类问题一旦泄露，很可能引起社会的急剧动荡。所以，“革新小组”还不能将这些议题公开化，只好采取极为隐蔽的做法，给每一个小组取一个看上去很平和的名字。比如解除戒严研究小组，公开的名字，叫“国家安全法令研究小组”，这样一个名字，表面上看，与解除戒严半点关系都沾不上。
而国会改选问题，则以中央民意代表新陈代谢问题来代替。省市长民选议题，称为地方自治法治化问题，最为敏感的开放组党问题，则称为人民团体组织问题。尽管当局一再要求保密，但事实上，这个密显然没有保住。当“革新小组”还在研究这类问题时，民进党便顺利闯关，秘密组党成功。表面上看，民进党组党，似乎与蒋经国下令研究这一问题关系不大，但时间上的巧合，却不能不令人生疑，极大的可能是，某些内部人士将消息透露出去了，党外人士才敢冒着杀头的危险，秘密闯关。
在这所有议题中，首先予以考虑的是解除戒严。这也因为，戒严问题，在所有问题中，差不多不再成为问题，与此相关的禁区，几乎全都被突破，现在解除，只剩下一个理念上的突破而已。
正因为理念是最难突破的，所以在“革新小组”内部，有关解除戒严议题，仍然遇到许多阻力，有部分人认为，戒严可以宣布解除，但民众的某些权利，还是应该用另外的方式加以限制，不能任由他们的意愿行事，比如申请出入境问题，如果完全没有规矩，那么，此前逃往海外的那些台独分子怎么办？他们是不是可以任意出入并且在台湾大肆宣扬台独而政府却对此不闻不问？再比如，公民能够任意组织游行集会吗？真的那样，岂不是全乱套了？台湾岂不是成了那些“台独分子”的舞台？
这些问题确实是困扰“革新小组”的最大难题，为此，马英九专程向蒋经国进行了一次汇报。蒋经国就此提出了两大原则，归结起来，这两大原则为“五不变和一从宽”，所谓五不变，即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不能变，“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能变，反共的基本国策不能变，“临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至于一从宽，则是在这五不变的原则下，解除戒严后民众的自由和权利可以从宽，不能更严。他特别强调说：“解严后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
由蒋经国的这番定调可以看出，他想的是组织一个监督国民党的反对党，但这个反对党是不能执政的。他的这一设想，为后来留下了诸多变数。
1986年 10 月 7日下午，蒋经国接见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发行人葛兰姆女士，马英九虽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却仍然是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所以，这次会见，仍然由马英九担任翻译。蒋经国对葛兰姆女士说：“我国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这件事，马英九早已经知道，并且为此工作了好几个月，但是，一直都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现在，蒋经国对外人提起此事，尤其对方是传媒人，这便说明，此事第一次公开向外宣布了。当时，马英九意识到，这对于台湾地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台湾的民主改革，向前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这件事极为重要，作为翻译，他不能有任何差错，所以他审词度句，对葛兰姆女士逐字逐句地翻译说，“我们即将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终止戒严”，“开放政党合法登记”。
这句话，对于台湾岛内来说，却是石破天惊。岛内民众都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10月 15 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了 12 人革新小组提出的两项革新方案，即解除在台澎金马地区的戒严令，制订“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会议还决定取消党禁，修正《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和《选举罢免法》，以规范政治团体和各类民众团体的活动，并使得合法地位的政治团体候选人，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