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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闹，在那个省级科研大楼里弄得影响很坏。我们将那个社长的恶行向上级主管部门作了反映。后来，刘靓和小闵的钱虽然都被扣除了部分，但毕竟都要到了手。我们仨辞职后，张艳和几位同事也愤而离去。据说一下子弄得那家小报差点儿瘫痪。
刚做了一个多月的记者，我又失业了。房租一交，我身上又几乎是分文不剩了。获知我的窘境后，刘靓夫妇当即邀请我前往他家住，并说他们虽然是一居室，但可以在厅里为我摆张小床。他感激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关键时候帮了我，我也没什么感谢你，以后我们就是朋友。我经济状况比你好些，今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们住的就有你住的……”就这样，我随同刘靓夫妇从中大附近搬到了石碑村，暂时和他们住在了一块儿。
石碑村位于广州天河区的东南边。由于那几年聚集在那儿的流浪记者太多，以致像北京鲁迅文学院附后的“中国作家村”、圆明园附近的“流浪画家村”、北京通州宋庄的“流浪艺术家村”一样，那时的石碑村被我们这些人戏称为“中国流浪记者村”。因为在这儿居住过的记者前后有三四百人。著名的流浪记者有曾华锋、刘靓、谭海清、南岛、闵红松、李志、詹政凯、傅星、罗斯文、傅东流等人。
在此居住期间，我认识了大批流浪记者。后来，我在《广东法制报》、《中国引进报》、《广州红绿灯报》做记者期间，曾先后都在这儿居住过。虽然时常搬家，但搬来搬去还是在这个小村子里。直到1997年春节后，我因无钱交房租，无法忍受那个长得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八姑样的女房东逼债，就在一个黑夜里搬离了那个小窝，住到了河南的客村和赤岗一带。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3节 1块8毛钱的春节（1）
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前散布在羊城四周的近郊农村，都很快被各种高楼大厦所包围，那些昔日贫困的村庄很快融入广州城区内，变成了“都市里的村庄”。这些地方当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那些有了钱的村民们纷纷建起了高高的楼房。他们除了在本地的企业分红外，大多就是靠出租这些房屋了。租住在这些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的房子里的，几乎全都是来自外地的打工族。当时在羊城比较出名的“都市村庄”有石牌村、冼村、员村、杨箕村和客村等。从1995年起，流浪羊城的我就开始像昔日的地下游击队一样，曾先后在这些地方租住过，而其中的石碑村，由于当时居住的流浪记者较多，则成为我在羊城的一个重要栖身地。
我在刘靓家小住期间，进入了《广东法制报》。虽然我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新闻作品不多，又没有文凭，因此我前往应聘时，领导还是称我还不具备做记者的条件，只是让我做了一名总编助理，即帮助接电话、收发来信、挑选来稿，所有杂事，我都得干，而当时的试用期工资只不过是350元，比我在第一家报社时还要低。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不管做什么，总而言之是在报社里；不管让我做什么，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能写稿子的。果然，我后来采写了好多篇稿子，经过当时一位从羊城晚报退休后来此做老总的老报人的审核，都发了，而且还让我署上“本报记者”字样，有的稿子还上过显著位置。
我已在刘靓家中借住了20多天了，决定搬到外面住。再说我现在有工作了，每月有350元钱的收入，我应该自己租房。为了省钱，我在一位老乡的介绍下，认识了此时在《广东人口报》做编辑的曾华锋。此前，他刚离开《广东法制报》。曾华锋来自湖南邵阳某煤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憨厚老实，谨小慎微，是一介文弱书生，加上我们的年龄相仿，都出自贫困家庭，都有着共同的梦想，学历都不高，因此一见如故，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在法制报时，也像我一样每月只拿350元，后来他因这儿工资太低辞职出来。曾华锋来穗时曾在企业工作过，收入不错，略有存款，但也没有什么钱，总想找人一起合租房。他当时也是单身汉，一人住一间房，每月房租300元，当然不包括水电费。听说我在找房后，他当即邀请我与他合住，所有费用一人一半。这样说来，我每月只花100多元钱就可以解决栖身大事，余下的钱，我完全可以对付其他的生活费用了。当时，我们穷得连张床也卖不起，只好从外面检回一些旧纸箱壳外加几层报纸，然后上面就放一张薄薄的凉席，权且当床。码几本书放在床头做枕头。
我们租的房子，是顶层的6楼，夏日的太阳正好在上面的水泥板上当头照晒。我搬到这儿时正是7月份，那悬在头顶上的太阳总是把我们照的小屋烘烤得像火炉，一个小电扇总是开到最大档，日夜不敢让它停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热得难耐，就只好卷着凉席跑到外面的阳台上睡。那上面总是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多个男女，都是在这里租住的外来工。外面蚊子太厉害，只要一出来，那嗡嗡乱叫的蚊子就会欢快地向我们那汗津津的皮肉冲过来，咬得人浑身奇痒难熬。
后来刘靓夫妻也搬了过来。此时刘靓进入了《广东劳动报》做记者。瘦弱的闵红松由于有本科文凭，运气比我好，很快进入了《广东公安报》做记者。他弟弟出国后，就自己租房住，也搬到了我和曾华锋所住的这幢楼里。在这儿住的，还有另外两名流浪记者。我们在这儿住了大半年，后来虽有人搬动，但大体上都是在石碑村范围内，相距的不是很远。这样，我们有时常聚集在一起吹吹牛，或是围在一起玩“斗地主”、“拖拉机”，聚在一起打边炉（南方的一种火锅）。尽管我们都没什么钱，在玩扑克时我们也下赌注，一角两角的，但到了最后，谁赢的钱多，就全拿出来请大家去外面吃夜宵。那个时候，大家虽然都很穷，但玩得还是很开心的。
后来，住在石碑村的那些流浪记者都各奔东西。我则又选择了流浪。骨子里崇尚流浪的我决定去一趟古朴秀美的湘西。于是，我背着一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和《沈从文散文选》，带着我的瑰丽的文学梦，沿着我所崇拜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生活过的足迹，沿着湘江、沅水，从湘西首府吉首出发，来到了凤凰，来到了这座沈先生家乡的美丽边城。这儿碧绿的江水清澈见底，绕过古老的城墙脚下蜿蜒而过，叠翠的南华山麓倒映江心，真像谁用硕大无朋的神笔挥就的“一幅浓墨浅彩的中国山水画”，美得令人心醉。后来，我又到了歌唱家宋祖英的故乡古丈，路过风景名胜张家界，尽管我知道这儿的景区内有多达三千多座岩峰拔地而起，直耸云天，八百条溪流蜿蜒曲折，是一个融峰、林、洞、湖、瀑于一体的人间仙境，是被人誉为“中国山水画的原本”的圣地，但我知道去那样的景点，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最后，我只能是坐在长途车上望“景”兴叹了。我从贺龙元帅的家乡桑植进入龙洞，经桃源、石门到常德，最后到达长沙。在湘西那块奇异的土地上流连了40多天，一路流浪，风尘仆仆，但觉收获很大。两个多月后回到羊城时，我自然又是身无分文了。
每流浪一次，我的生活就贫穷一次，但我的学识会增长一筹，我的眼界也会开阔许多。没钱了，我就回南方打工，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继续寻梦。这次重返羊城后，我虽没钱租房，但幸而有一帮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特别是流浪记者朋友帮我，所以有段时间，我总是像地下游击队一样四处打游击，直到我重新找到报社后才租了房子。不久，我考进了由广州交警支队主办的《广州红绿灯》报社，做起了主要采访交通安全和交警生活的记者。尽管每月也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由于这是一家专业性较强的报纸，除了写一些不痛不痒的稿子，根本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我在那里只做了三四个月就辞职了。很快，我又迎来了南国的又一个冬天。
我这一次辞职出来时，身上还有1000多元钱，但一下子交了两个月的房租，还了一些零碎账，只不过余下100多元钱了。就是这100多元钱，对于我一个人来说，过年也还算是过得去的。这两天羊城正在下雨。我来到附近的超市，欲购置一些食品，权当年货。谁知，就在我挑选好一些食品排了老半天的队准备付款时，我一摸衣袋，不由冷汗直冒：我那仅有的100多元钱，不知何时不翼而飞了！在售货员异样的目光中，在身后那一大群顾客嘲笑的窃窃私语声中，我赶紧扔下那一袋东西，真像被人撞见的小偷一样，狼狈而逃。
我冲回到屋子里，气急败坏地翻箱倒柜，掏遍所有的衣袋，好不容易才从一件旧衣服里摸出了1。8元钱。这1。8元钱能过年么？不管如何，在此关键时候，我还有1。8元钱呀，如果是身无分文呢？
此时，已是大年三十的上午10时多了，再过一会儿，外面大大小小的店铺都会关门大吉，所有发了财的和没有发财的、幸福的或不幸福的人家都会关上大门迎接新年了。我用热汗漉漉的手心紧紧地捏着那仅有的1。8元钱，赶紧往外走。
我来到附近的一家小卖部里，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挑选了一斤1。4元钱的大米。这可是这里面最廉价的大米了，要知道，这里面最好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