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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0 元，共10 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同纠纷的公正性和可靠性都不放心，没人相信正式
司法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现在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
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付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
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
交易”（那么经济会无法发展），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4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 份“小交易”，每次运10 万吨泥土，
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方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 000 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
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 000 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 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
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 天才能完成。相比
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
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内完成，而不是要等200 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郑州的中国戏剧大院工程被拖后200 天，而不是
立即就可以开始。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整个社会里人们在单位
时间能创造的价值整体上就会很低，也就是生产力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
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
发展。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完成的交易被拖延到200 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
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
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难以执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
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
间的产出（生产力）不可能很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很低，这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也不可能
很高，迫使劳动力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
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
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能得到营业执照、开业这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
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创业
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可是，审批步骤数仅反映了书面文件的要求，实际运作的过程可能会长
短不一，尤其是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效率千差万别，同样内容的审批在不同国家所需的时间会
大相径庭。Dja nkov、LaPorta、Lopez…de…Silanes 和Shleifer 4 位教授在2001 年对85 个国家完成
这一审批过程所需时间做了估算① ，结果发现加拿大最快（只需2 天），美国需7 天，意大利
最长（121 天），在中国需要111 天。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
些收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工作，晚上十一二点还在通工作电话，
这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
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苦力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
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靠什么？
在制度资本欠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能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增长所依赖的行业，
也就是，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众所周知，中国这些
年主要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吸收外资、发展经济，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这种政策选
择不仅发挥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让众多廉价劳动力能够如上所说的那样弥补制度成本，而且
在目前和当年的市场制度架构下也差不多是唯一可行的发展政策选择。
任何市场交易所需要的制度支持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消费者权益或买方权益的保护机制。
如果买方事后发现所买东西并非如卖方所说或者是次品，那么买方可以诉诸正式司法。虽然在
商品交易中往往除了收据外并无正式合同，但至少有某种隐性合约（在你决定买那样“东西”时，
你和卖方对所买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有起码的共识），因此由产品质量或产品规格引起的纠纷也
属于合约纠纷的一种。第二是交易双方的信息披露机制，可信的信息披露是帮助买方准确评估
交易产品的价值的必要条件。对这两类制度机制的要求程度会因各行业自身的特征而有所差异，
有的行业对这两类制度的依赖性弱，而另一些行业则会很强。
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在汽车买方（消费者）和卖方（制造商）之间交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物，它有式样、颜色，买方可打开汽车查看各部件的设计、做工、组装，也可自己试开一
次或多次。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3）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5
按照前面谈到的两类制度要求看，正因为汽车是有形物，也可以让买方多次试开，等等，
这种商品交易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相对较低。就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而言，汽车交易
对正式司法的依赖性也较低，因为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即使产品责任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可
靠保障，张三们、李四们或许可以在交钱买车之前多试开几次、多找几个懂车的朋友帮助检查
几次，这些举措可以大大降低买方被骗的可能性，是规避交易风险的手段（于是，“即使正式司
法不可靠，也还行”）。这里的关键是交易的客体是有形、有色的物品。
服务业（第三产业）则不同。以证券市场为例，深发展卖给股民们的东西是一种金融合同，
是一份写在纸上的许诺。交易的东西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也没有声音，这种合同
所保证的权益可以值很多钱，也可以一文不值，关键在于上面讲到的两类制度保证是否可靠。
第一，投资者能否得到关于深发展的公正可靠的信息？这不仅要求上市公司经常披露相关的信
息，更重要的是要有不受控制的新闻媒体去独立地验证信息、挖掘有损股东权益的内幕，因此
新闻自由、信息自由至关重要。第二，是否有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及相匹配的司法体系与诉
讼程序？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问题。如果没有可靠的保护合约权益的制
度机制，那么股票所代表的金融合同就没有意义，当然就一文不值。
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看到，制造业远比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容易发展，前者所依赖的交
易市场相对于后者不容易被骗（尽管在绝对意义上任何产品交易中都会有欺骗的空间），因此制
造业市场的发展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较低。而第三产业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
的“服务”或“许诺”，道德风险和阿克洛夫（ Akerlof）所讲的“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在制度资本欠缺的社会里，这种市场、行业更容易停滞甚至关闭。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阿克洛夫，其最主要贡献是他在1970 年发表的《柠檬
市场理论》一文①。他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旧车交易市场的信息混浊，让买方无法分辨“好车”
和“坏车”的话，那么在旧车市场上不管是好车还是坏车，买方愿意出的价格就只能基本一样。
如果长此以往，那些有“好车”的人自然就不再愿意参加这种混浊市场上的交易，会选择退出市
场，使市场上剩下的旧车只能越来越差。看到这一局面后，买方愿出的价格当然只能越来越低，
迫使那些有“较好车”出售的卖方也选择退出市场。依此下去，到最后旧车市场就会无人光顾。
这种“逆向选择”过程最后只会促使市场关闭，而不是促使其发展。
汽车市场与证券市场相比，虽然都面对着信息混浊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但前者的交易
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远较后者的要低，因此对制度机制的要求也低。这就是为什么制造业在中
国也可以发展（更何况制造业能最好地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而证券市场在中国则发展艰难。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否真的对新闻媒体的自由度、对法治有这么强的依赖
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在图2–7 中把107 个国家按其1990 年的新闻自由程度分成三等
份组②。之所以根据新闻自由程度将这107 个国家分组，是因为媒体报道的自由度最终决定了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信息环境的可信度、客观度和完全度。一般来讲，媒体言论权受到的限
制越多，它们就越会只报喜不报忧，愿意收集信息的程度和范围也都将大打折扣。结果是，一
方面市场参与者能得到的信息的失真度与片面性就越大、客观性就越低；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
可能性也越大，那种社会里市场信息的混浊程度只能越高，到头来，以无形产品（服务）为交
易对象的第三产业在那种国度里就越难发展。
图2–7 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依赖于开放的新闻媒体
图2–7 给出在2002 年时三组国家的第三产业占其GDP 的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