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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也是合理的，但最好不要通过损害、贬低别人名声的方式，去树立自己的品牌，至少我绝不这样做。“君子爱名，树之有道”，否则，树立不起真正的个人品牌。以后短短的几个月中，类似的直接“挑战”还有很多，结果是，我不但没有向大家证明我有“三头六臂”，而且我还使大家有些“失望”。当时那可怕的失眠带给我剧烈的头痛，使我根本无法正常工作，更不要说达到大家的“期望值”。这些都是大家无法知道，也是我不可能公开的。我默默承受着失眠的折磨，我对自己的信心还在支撑着我。其实，我喜欢竞争，我当时知道自己只是不在状态而已。但“受人钱财，就要有能力替人‘消灾’，不然的话就应该离开。”这是我的“打工文化”。所以，当时心情非常低沉，要不是后来忽然安排我去俄罗斯出差，我想，我很快又会离开华为公司。
我有时思考，用人的真谛是什么？其真谛就是满足员工的需求。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人各有不同，人各有所需。如果你用人的同时，满足了员工最迫切之需求，用人也就到了一个高的境界，不但队伍能长久，而且队伍的凝聚力随之产生。进而，凝聚力会产生出忘我精神。人，有了精神就能勇往直前了，虽然不一定无往不胜，但能做到无所畏惧，视死而归。于是，你就能从员工那里得到最大的回报。相反，如果你的用人方式背离了员工的需求，员工虽在屋檐下低头，但长久不了，至少能人不会在违背自己需求的情况下长久地“屋檐下低头”。140多年前（19世纪60年代）在美国修筑铁路的华人，其需求就是生存，历史证明，如果你的用人方式使他们无法生存，温顺的华工，反抗起来也会非常可怕。
从第二次到华为公司工作以后，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国际市场的拓展之中，并乐此不疲。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和工作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国际航班。多少年了，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也不知飞了多少公里，护照也用完了好多本。最多的时候，我有四本有效的护照和四本不同国家的驾照。跑得国家多了，每到一个新的国家，与回到中国深圳的感觉没有二样。“身在异地为异客，世界何处是我家？”在海外飘荡多年形成了一种没有家的感觉。这样，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我都自觉地响应了华为公司“世界无处不是家”的号召，也在华为公司的国际市场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华为公司第一次一个人带着标书去国外投标（去国外出差）；华为公司第一个正式任命的驻外代表；创建了华为公司第一个国外代表处，创建了华为公司第一个国外的合资生产企业；签了华为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第一个设备销售合同；创建了华为公司国际融资团队和部门，安排签署了华为公司第一个国际项目融资合同，等等。在此，我要感谢华为公司使我有机会足迹遍迹世界各地，并有机会不断在实战中提高自己处理国际商务的能力。
第一篇 海外突围的前夜——加盟华为二、民营企业家的眼泪
二、民营企业家的眼泪——我所敬佩的任老板
1996年4月初，国家科委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问4个国家：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塞拜疆。代表团中有8家企业，华为公司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是华为公司随团成员，主要任务是担任华为公司技术汇报会的翻译和任总的翻译。
4月的莫斯科，马路旁边的树林里还有皑皑白雪，天气冷飕飕的。到机场迎接我们的是使馆的二等秘书李先生。在从机场去使馆的路上，李先生说的一句话形象地表达了俄罗斯给我的第一印象：在俄罗斯，你能发现一个“大”字。的确，俄罗斯的楼大、地铁大、马路大、森林大、连公共汽车上的扶手都比国内的高很多。
那次科委组团访问，华为公司派出了5人小组，任总、我、朱老先生和两名产品开发人员。一到俄罗斯，奇迹发生了，我那可怕的失眠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感到整个人一下子回到了正常状态：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失眠的折磨恍若隔世。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试图搞清楚：为什么第一次陪同华为公司任总出国，我那持续半年之久的可怕失眠在一夜之间就忽然消失了？就像生命中发生的其它 “巧”事一样，我从来没有找到过答案。只知道，如果当时我那可怕的失眠继续存在的话，那次访问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为我能说一口较流利的英语，我很快成为华为公司5人小组的信息交流中心和工作支撑中心，连任总也得依靠我与外界沟通。近两个月的访问下来，不但使我彻底进入了在华为公司里的工作角色，而且我开始逐渐融入华为公司的工作氛围。也因为那段时间与任总的同吃同住，加上后来我在工作中与任总的接触，我对任总本人也有了一点点初浅的了解。
任总是个将自己的生命细胞完全溶化到工作中的人。直到现在，我对任总的尊重也丝毫没有减弱。除了看书、工作和散步外，任总几乎没有其它爱好。当然，他有时也爱说点幽默的风凉话。工作之余，任总特别喜欢拉下属出去散步，并且像毛泽东散步那样，很少从同样的路线返回（除非上山走不动了）。那段时间，我有幸天天陪任总散步，从他散步时的谈话中，我学到了东西，也知道了一些事情。有一次在保加利亚雪山脚下散步，任总忽然问我：“你知道华为公司为什么能成功吗？”我心中一喜，赶紧回到：“我刚来华为，怎能悟出这般深奥的道理。您说，为什么呢？”我是真想知道为什么，可他又卖起了关子。在我虚心地追问下，他忽然答到：“中庸之道。”我当时不甚理解他的回答。中庸之道讲究“度”，道理好懂，操作难。或许，他就是其中高手。从华为公司的历史看，他确实能非常准确地把握机遇，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即能把握操作的“度”。他对一名员工或一个团队可以很快失去耐性，但对事物的缓慢发展却能非常耐心地等待。对华为公司的大政方针，他其实采取的是“改良思想”，而远不像他平常的火爆脾气那样火爆。他豁达大度、敏感灵活，高瞻远瞩，灼见真知。他生活中平易近人，工作中却咄咄逼人。
一起住进酒店，任总经常抢着给大家泡方便面，并会自言自语地接着说：“还是我泡的好吃吧。”他因为有糖尿病，不能饿，出差时箱子里经常塞满了吃的东西。那次出差，他带了很多不同种类的花生。行走在莫斯科的广场上，冷不丁会塞一颗花生在口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嘴馋，知道的人却知道他不能饿，饿了会出冷汗，进而将全身的某种细胞杀死一次。他的脾气不好，应该跟他身体状况也有很大关系。我那时刚到华为公司，“初生牛犊不怕虎”，好多次惹他生气。现在看来，是我当时不懂事。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在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的招待所里，任总召集大家开会，会上任总发现一项工作有问题，并且，矛头直指我。该工作确实不是我的过错，于是我的牛脾气也上来了，当众一路跟任总顶撞下去，并且一来一往，语言速度非常快。在场的人个个目瞪口呆，屏声敛息，没人敢说话。我暗暗惊诧，他一个老头，跟我一个刚30出头的人比思维速度，并且还赢了（他最终抓到了我另外的把柄）。可是，我忽然发现，他的手开始捂着胸口，揉着胸。到这时，我不敢还嘴了，赶紧说：“老板，您骂吧。您是对的。我给您沏茶。”从那以后，我一直给任总一个桀敖不驯的形象。好多年后，在公司高层会议上他还骂我是“火药桶”。直到我离开华为公司，他对我的这种印象也没有改变。对“第一印象”的重要性，我有刻骨铭心的认识。
上行下效，潜移默化。在几乎全是年轻人的华为公司，就更是如此。华为公司有很多脾气火爆的领导（我很快也“同流合污”了）。其实，火爆脾气不可怕，可怕的是事后往心里去，形成了沟通障碍。因为对工作的看法不同，我在华为公司顶撞过很多“常委级”高层领导，得罪了不少人。当然，为此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顶撞领导总是不可取的，哪怕是在坚持真理。但我有时也琢磨，华为公司的“常委级”高层，一般都比任总小20～30岁，小小年纪，虽少年得志，但路还很长。如果他们对待工作中的争论和磨擦能学习任总那样的豁达大度，理性判断事物而不为自己那点自尊心所左右，至少事后不要太往心里去，那么，以他们目前积累的商务经验和平台，或许能成就一番事业。大海博大，是因为能海纳百川。任总经常教导大家：“面子是给狗吃的”。看来，他的一些直接下属还没有做好这点。事实上，做到这点需要高深的磨练，并非易事。
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一天早上，我去酒店餐厅用餐时看到任总和朱老早已坐在那里，于是走过去与他们一起用餐。当我坐下时，发现任总手里拿着长长的传真纸，凝视着远方，眼里流出了热泪。我不敢吱声，看看朱老，朱老用嘴向我指指国内发来的传真。这时，任总说话了：“8年了，就在自己家门口，广州市场拒绝我们。现在终于进去了。”原来，华为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进入了广州市话局。喔，我松了一口气：是好消息呵。任总流的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感慨的泪水。
有人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眼泪特别多。我因为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摔打，也就特别能理解他们的那种眼泪，那种感慨过去在孤独无望中、在见不到胜利的曙光却每天都面临着失败的考验中苦苦奋斗挣扎的眼泪。两手空空，全无背景，从孤独无望中走出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一定称得上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当时，我感到我的面前就是这样一位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