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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⑽氖荳IN…WIN，讲的是谈判双方要本着大家都要赢的原则去谈。否则，总是一方赢一方输则很难使谈判进行下去。在中国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而成功加入WTO后，“双赢原则”广泛在人们的谈话中被引用，而在1995年，对国内很多人来说“双赢原则”应该还是个非常新的概念。原则三，谈判妥协，英文是PROMISE，讲的是谈判中要学会妥协、要善于做技巧性妥协。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是最简单的，也是不需要任何技巧的谈判方式，采取强硬立场通常情况下不会为谈判带来好处，除非根本不想谈成。记得我当时将上面的3个谈判原则通过案例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包括那位女副总裁在内的人都听得很投入认真。来华为公司上班后，有几次女副总裁总是开玩笑地提到：梁先生的WIN…WIN原则。可见，我那次讲课虽然是“纸上谈兵”，但却给她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我到华为公司上班了。每天，我看着烈日炎炎下的狭窄马路上，与机动车并排同行的成群结队骑着单车上下班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听着听不懂的广东话，我的心情很是沉重。所以来华为公司上班后，我失眠了，整夜整夜地失眠，我害怕自己成为一个一辈子骑着单车，在异乡孤独的打工仔：那可不是我十年寒窗想得到的结果啊。那时我寄居在深圳蛇口南油广场对面的一套公寓中的一间房间里，夜夜听着南油广场上那个大钟敲击的报时声，经常从午夜一直听到大钟敲响凌晨5点、6点。听到一下一下大钟敲打的报时声，知道自己还醒着，时间在绝望中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就这样，一个又一个炎热且感觉不到前途的一天在失眠中来又在疲惫中去。失眠的痛苦加上失眠导致的剧烈头痛伴随着那段我努力寻找稳定、寻找保障的艰难时期。生活第一次向我露出了它狰狞的一面。
其实，每个人对生活的要求是不同的，生活的稳定和保障也是相对的。市场经济时代，生活的稳定和保障可以通过努力干出来，但绝对不是能寻找得来的，至少我寻不来。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道理。
进入华为公司后，首先需要参加培训，这次当然是别人培训我。那时的培训比华为公司现在的培训简单许多，时间也短很多，大体分三个部分：了解公司文化，通讯知识培训，工厂实习和客户工程部（实际是“客户接待部”）实习。那时，华为公司培训的老师一律是公司内部的员工。或许因为我当时状态不佳，失眠头痛，或许是老师的讲课对我没有新意，所以，几个星期培训下来，我除了增加了一些简单的通讯知识外，其它什么也没得到。接下来的工厂实习、客户工程部实习更是混过来的。我那段时间的状况让我感到自己很可悲。
其实，进入一个新公司时，参加新公司的培训是最好的了解其企业文化的方式。员工很多对公司的理解或感受都是在第一次培训时形成的，形成了的东西则不容易改变，或改变就要付出代价。在培训期间，华为公司给我的表面印象是一家不很富裕，或者说比较勤俭的公司。会议室、办公室、办公桌、挂在墙上的宣传图案等等都是因陋就简。一大堆人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只有部门主管有一张独立的办公桌，其它的办公桌都是几个人共用一张。办公桌底下或文件柜上面都放有睡垫，每天午饭后，关掉灯，办公室地上睡满了人，男女都有。有的员工晚上干晚了就睡在办公室里。记得来华为公司上班不久，即参与南斯拉夫项目的标书制作，在最紧张时刻，任总晚上来亲自督战，有个晚上工作太晚了，任总随便找到一个睡垫就睡在了我们办公室里，让我这个新员工感到了这里有股创业的热情。上行下效，华为公司这一睡垫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一度成了外界认为华为公司员工敬业精神的表现。当时公司食堂设在六楼办公室的尽头，吃饭不但非常方便、便宜，而且饭菜味道很好，员工的吃饭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至于住房问题，大多数员工就租用公司附近农民的私房，也是价廉物美。后来我得出结论，在中国大陆办公司的最大优势是，只要你很好地解决了员工的吃住问题，你就能招到很多价廉物美的人，并且还能保证员工队伍的相对稳定。华为公司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一优势。
培训完后，我被分配到当时新成立的市场策划部，部门有一位主管，3名新员工。部门主管是华东某学校毕业的博士，虽然从外表上一眼便能看出他是个农村来的孩子，但他单纯、年轻、有思路，而且是典型的工作狂。总之，他属于华为公司非常喜欢用的物美价廉的那一类人。这位主管当时显然对市场策划不是很懂，但他有干劲，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他买来很多关于市场策划的书籍，并不停地与一些搞策划的公司商谈。当时的深圳，虽然有很多搞CI策划的小公司，但当时这些小公司也不专业，不过这位主管能在与小公司的交谈中从它们那里学到东西或得到启发。最后，在不长的时间内，在他的鼓动下，公司上上下下，包括华为公司的掌舵人任总，都在宣传、强调、推动“策划工作”，骂人也是说“这人没策划”。
我第一次来华为公司工作，前后只干了3个月就离开了。客观地说，当时我辞职的主要原因，一是我本人当时心情不稳定；二是当时华为公司的一些文化或氛围给人的感觉是“土八路打天下”，我还不很习惯；三是干了3个月后，我看不到短期希望和长期前途。我当时的辞职属于个人的原因，与主管没有关系。但事后听说，主管为我的离开被公司领导骂了一顿，朋友知道后都笑说华为公司有爱惜人才的一面。不过，说笑归说笑，华为公司后来发展得那么大，与其注重网罗人才分不开。
从某种角度说，“人才”一方面让人羡慕，一方面却很可悲。中国社会的文化内涵，使每个家庭、每对父母在精神上，就像“穷爸爸、富爸爸”一书中的“穷爸爸”一样，要求子女努力读书成才。不想，人才也很可悲，十之八九沦为被人用的地步，既没有财务自由，也没有时间自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碰到“明君”还好，碰到“昏君”、“暴君”就一定悲惨。“读书成才”远不是“成龙”，并且，读书成了“才”也许更难“成龙”。
第一篇 海外突围的前夜——加盟华为二进华为
离开华为后，当时有家上市公司，同意我加盟做海外市场，说是有可能去澳大利亚。因为当时我太想离开深圳，或者说太想逃到国外去了，所以，就同意了。离开华为公司不长一段时间，就听说华为公司任总在内部会上说：要发挥“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精神，将“梁国世追回来”。消息传到我这里，我没有激动，我是那种有点自知之明的人，内心也刚受过冲击和摔打，很难再被好话冲昏头脑。但我当时实在是不能再那样继续在深圳呆下去了，而华为公司看来能使我更快出国，所以我就决定回去。不过，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能与韩信相比，韩信能受“胯下之辱”，而我远没有韩信那种修为或城府。说来也巧，我当初万没想到，华为公司“萧何月下追韩信”地将我“追”回的同时，已经为我准备了若干年后的“胯下之辱”，而我果真是无法接受。这是后话。从离开华为到二进华为，前后仅3个月。在此，我总忘不了那位在华为公司工作，并在当时为我“通风报信”的博士。其实，我不会忘记在我困难的时候曾经支持过我的每一个人，包括任总领导下的华为公司。
我是在华为公司总部搬迁到深圳科技园不久再次到华为公司报到的。报到的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华为公司市场部员工正在公司“用户服务大厦”七楼高唱“革命歌曲”，也就是本书“附录二”上列出的那些歌曲。只是，当时的华为公司还没有开始拓展国际市场（仅仅是有计划），所以，还没有“华为海外进行曲”。
当时，华为公司的一位高层领导将我带到公司人事部并指示说：请给这位先生办完入职手续后即立即安排上岗，他不需参加任何培训。这时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一位老人，一下子就出现到我的面前，他对我说：“你就是梁国世？要好好到基层锻炼，要好好学习，只有到基层学习才能保持进步。”老人是个地地道道老工人模样，花白的胡子，穿着件洗得有些泛黄的白衬衣，衬衣没有扎进皮带里，卷着衬衣袖子，衬衣领口最上边的两个扣子没扣。我很纳闷，不知这位老人对我说这些干什么，但他说的又都是对的，于是我对他连声说“是”，等我刚要向他发问，可老人说完转身就走了，根本不等我问，他就像进来没有打招呼一样，走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的信息。当我再一次纳闷的时候，旁边人事部办手续的小姐小声对我说：“刚才进来的就是老板。”喔，那位就是讲“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人！我幸庆自己没有讲话，要不，我不知要出怎样的洋相。我最怕的就是自己辜负别人的期望。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华为公司的领导人任正非，一位白手起家、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历史证明，我再次选择加盟华为公司是对的。“好马不吃回头草”的戒律并不总是正确的。
刚成立的华为海外市场部，包括我只有3个人，记得其中一位是学英文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我回到华为公司的“风声较大”，所以，大家迫切地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三头六臂”。记得有一次，那位研究生当着众人的面，要我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并事先说明解此类数学题对他来说就是休息休息脑筋。众人都等着我的回答，我很尴尬。年轻人之间的不服气是正常的，竞争也是合理的，但最好不要通过损害、贬低别人名声的方式，去树立自己的品牌，至少我绝不这样做。“君子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