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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性，它只能通过无法将该假说驳倒来显示该假说的正确性。当我们说某一假说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确认时，通常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弗里德曼认为，实证经济学的进步不仅要求对现有假说进行验证并加以完善，而且还要求不断地创立新的假说。他说，假说的创立是一项精神、直观与发明的创造性活动，其实质就是要在众所熟知的材料中发掘新意。这一过程必须将在心理学当中进行讨论，而不应列在逻辑学当中进行研究。
二、货币供给的外生性
货币主义作为经济思想发展史中别具一格的学派，弗里德曼与安娜。施瓦茨（Ａｎａ
Ｊ。
Ｓｃｈｗａｒｚ）合著的《美国货币史，１８６７—１９６０》（１９６３年）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代表作。
在这本论著中弗里德曼根据美国近一个世纪的统计资料，利用他创新的恒常收入概念，并把货币供给量的外延扩到Ｍ２，得出了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只有微不足道的０。
１５％；并用他的恒常收入假说来解释货币流通速度顺经济周期变化的经验材料，从而为他的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函数这一假说提供实证的经验材料论据。除此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对美国经验材料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１）货币存量的变化曾经是与经济活动，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变化紧密联系；（２）货币的变化与经济的变化之间的关联曾经是高度稳定的；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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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货币的变化曾经经常是一种独立的源泉，而并不是简单地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变化。
我们知道，作为事后的或者说观察到的统计数据，ＭＶ＝ＰＹ，就是说，等式两边具有定义性恒等关系，所以上述第一个命题应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再假定ｖ是一个不变的数（或者假定ｖ是一个稳定的函数）
，上述第二个命题也将是无可争议的。虽然前面已经指出，所有货币主义者包括弗里德曼本人终究承认，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并不是微不足道，而是位于０。
５０％和０。
３％的区间，至少在短时期内，货币流通速度是可变的这一点，包括费雪和马歇尔也是肯定不疑的。所以，作为货币主义的基本特征的是上述第三个命题，即坚持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断言是货币供给一方的变化决定名义国民收入和物价的变化，而不是相反，这是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在理论分析方面的一个重大分歧。
我们知道，包括凯恩斯本人和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根据３０年代初经济大危机，一般认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大，在《通论》中的流动性陷阱情况下，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接近于无穷大，在这场合，货币供应量增加不能使利率降低，如果再加上危机期间，工商企业悲观心理占据上风，投资边际效率急剧下降，即使利率降低很难有刺激投资和消费的作用。用形象化语言来说，货币政策变成了一根绳索，你可以拉紧它去停止通货膨胀，但却不能放松它去制止衰退。
你可以把一匹马牵到水边，却不能强迫它去喝水。这样，不言而喻的结论是：“货币不起作用”。代替货币政策的有效对策是赤字财政政策，用政府支出补充私人支出，用政府投资补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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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私人投资。由此，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期间，人们把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归结为财政主义与货币主义之争。
与之争锋相对，弗里德曼根据他对美国货币史的实证分析，对，３０年代初大危机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金融当局当时执行的是高度收缩通货的政策，在危机期间，美国的货币流通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而这并不是由于缺少愿意借款的人——不是因为马不想喝水，而是因为联邦储备制度强迫或急剧减少货币准备金，是因为它未能履行联邦储备法指派给他的为银行体系提供周转的流动性的职责。大危机是证明货币政策的一场悲剧——而不像凯恩斯和许多他的同代人所相信的那样，是货币政策无能的证据。
货币供给到底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自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以来的一个半世纪期间，一直是争论不已的问题。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针锋相对，你来我往，无论理论的逻辑推导和经验材料的实证检验，双方都提供了言之有理有据的论据。我们认为，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从一定时期例如一个经济周期经济运行的动态历程来看，供给与需求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无论从供给一方出发，还是从需求一方出发，只要突破一点，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必然导致累积性变化（扩张或紧缩）。在这过程中，货币因素与实际因素总是并步出台的。到底是货币供给的变化引起经济活动的变化，或者相反？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从观察到的统计数据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
例如在３０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中，假如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及时地采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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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危机的强度不会那么深重，持续时间不会那么长久，大概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极端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唯有货币起作用”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战后迄至７０年代上半期“滞胀”以前的实践表明，西方国家运用凯恩斯主义药方，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大部分时间接近于有时超过了充分就业，失业率接近于有时低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另一方面，到７０年代，通货膨胀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头号经济问题，在这场合，货币主义药方，总的来说，显然大有参考价值。由此可见，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之间的分歧，已经超越了经济分析的逻辑推导和经验材料的计量分析，而是归结为不同的价值判断引申出来的政策主张。
第四节政 策 主 张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稳定的，更不会总是在充分就业产量的水平上运行。因为无论是来自需求一方的冲击还是供给一方的冲击都会导致经济的巨大波动。同时，在寡占市场上。适应总需求的变化，厂商尽力调整产量和就业，而不是调整以工资为基础的价格。
无论如何，在战后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市场结构下，价格和工资已不可能及时迅速地作出调整，所以凯恩斯主义者坚持主张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经济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借助适当的财政金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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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政策加以稳定，他们认为，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战后更大的经济稳定显然有一大部分应归功于自觉的其结果是成功的旨在稳定经济的政策措施。
弗里德曼在《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文中，全面抨击了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他说，对财政政策的幻灭主要不是对它影响需求总量的潜在能力，而是对运用这种潜力时在实际上和政治上的可用性产生怀疑。因为政府支出总是反应迟缓，并且要推迟很长时间才试图按照经济活动的进程进行调整，于是重点转向赋税，但在这里政治因素的过分介入阻碍了按照预测的要求作出迅速的调整。
那末，货币政策情况如何？他说，货币政策能够有助于抵销经济体系中其他原因引起的比较重大的干扰。但是他认为，货币政策抵消那些导致经济不稳定的潜在能力要比通常了解的有限得多。我们简直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去把已经出现的次要的干扰辨认出来，或者去准确地预测出它们将产生的影响或需要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抵消它们的影响。他说，根据过去的经验，金融当局也间或采取了错误的方向，如３０年代大危机，当局采取了错误的紧缩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比较常见的是，金融当局的行动的特点，一般是为时太晚，而且反应过头。之所以反应过头的原因看来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一项货币措施发生作用的时间，只在六个月、九个月，十二个月或十五个月以后，并且这样的“时滞”是变动不已无法预见的，而当局一般根据今天的条件来决定他们的行动。
总之，货币主义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动态上是稳定的，如果这种经济体系受到外生因素的干扰，为恢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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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均衡所必需的价格和产量的变动将顺利地并且迅速地进行。他们认为，市场体系所经历的破坏稳定性的震动大都是由于政府关于税收、支出和货币政策引起的，并不是如像凯恩斯主义者所认为那样，起因于私人投资的不稳定或私有部门行为的其他方面的不稳定，就是说，经济波动之所以发生，大都是由于政策干涉市场经济，采用了错误的政策。
在货币主义者看来，旨在稳定经济的政策实在是不必要的，稳定政策必然会造成不稳定。由此弗里德曼提出了作为货币主义的重要标志的“单一规则”的政策处方，金融当局公开宣布在今后若干年内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保持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值，例如４％—５％。
据认为，美国长期内实际ＧＮＰ增长率平均为３％，再加上适应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率１％，引起的实际现金余额需求增加所需货币量１％—２％，每年保持４％—５％的货币供给量增长率，将可保证最终产品的价格水平平均看来大致稳定不变。
又如弗里德曼１９７４年在日本《东洋经济周刊》发表的文章认为，日本最适度的货币供给量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