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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他高兴，却又担心他会因此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为了讨人喜欢，变了自己的味儿。愈是长久的封闭环境里存活的文化愈脆弱，一旦包在外边的壳儿打破，就会导致一种破坏与毁灭。
我这种担心一时也多余。
王学勤一如既往地拉着骡子耕地、收麦子、打枣，站在炕上印画，再到他小画室里手绘，然后捆成捆儿，赶在年前的集日，绑在自行车后衣架上，蹬车去集上卖画。
尤使我高兴的是他的儿子开始跟他学画。原先他儿子对父辈这种乡土的绘画毫无兴趣。现在有了传承，就有了希望。我还将王学勤列为中国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口述史的对象，并把这事交给我的学院“非遗”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来做，以整理他的年画记忆。谁知这本书刚刚出版，还没来得及叫王学勤乐一阵子呢，他的家乃至村子便要被“连锅端”了。
大灾难往往是空降的。
在这场决意将南乡三十六村一举荡平的所谓的“城镇化”面前，刚刚亮起来的火苗“噗”一下——变得一片黑暗。
四为什么关切“义成永”
二〇〇二年对南乡年画普查中，来到南赵庄的杨立仁家。那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年近八十的杨立仁年画情怀十分深切；二是他家是南乡历史上数一数二、颇具规模的年画作坊，藏版甚丰，在历经劫难后，残余下的几块老版如《独灶》、《增幅财神》、《八仙》之类，雕刻十分精美，依然可见当年其家画业所臻之高度。
杨家的老字号叫义成永。我曾翻阅各种资料，看到的最多是提到“义成永”的店名而已。别的一无所知。
在历来年画的研究上，只重画的本身，不重画的文化，故画店史是一个空白。包括戴廉增、齐健隆等这些名店，在它故人健在、记忆犹存的时期，也很少进行过调查，致使其画店的画工状况、技术讲究、制作习俗、营作方式、销售手段以及它本身的变迁史，都成了空白。
随后，一个发现引起我的兴趣，就是在杨柳青年画的产地普查中，西青区文化局马仲良等人组成专家工作小组，经过三年努力，收获不菲，居然发现了为数不少、十分珍贵的古版近四十块，皆属“细活”，极其精美，且题材齐全，包括娃娃美人、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各类神像、吉祥图案等，还有几块是罕见的“贡尖版”。其中《秦琼·尉迟恭》、《天仙赐贵子·麒麟送状元》、《状元·天仙》和具有鲜明民国时风的《听话匣》和《自动车》
等，都称得上是杨柳青年画中的代表作。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杨柳青就是中国民间美术关注的重点，其遗存早已收罗殆尽，从哪儿冒出这么多经典性的宝贝？
问明方知，藏家姓杨，名仲达，是杨立仁本家的侄子。后来，从杨立仁的口中知道，光绪年间是义成永的极盛时代，由杨立仁的父辈杨永义、杨永成、杨永兴兄弟合伙经营，影响深远；逢到春节，京城各大门楼张贴的巨幅门神，多是义成永制作。民国初年，杨家兄弟分家，义成永的店号与千余块画版便由杨永兴继承。杨永兴有四子，民国中期杨永兴后代又分家，义成永便由杨立仁继承，其他兄弟也分得一些画版。此次杨柳青年画普查发现的画版就是杨立仁兄弟杨立德手中的一批家藏老版。杨立德已故，这批老版的主人便是其子杨仲达。由此说，这批版正是“义成永”的老版，有的版面上还刻着“义成永”的店名呢。
这样，南乡老店“义成永”便一点点变得“实”了起来。
接着，一个关于义成永的重要发现是在日本学者三山陵女士编入《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藏品卷》的画作中。这次发现竟有十幅之多，一律为署名“义成永画店”和“义成永本号”的年画。原先看到杨仲达所藏都是画版和线本，现在看到的已是五彩缤纷原版年画的本身了。
义成永年画的真面目看到了。
这批画绝大部分是贡尖。其中九幅为59×107cm，一幅为30×51cm线版彩绘。五幅是历史戏曲故事，有《拿白菊花》、《收陆文龙》、《八门金锁阵》、《大破锁阳城》和《四杰村》；四幅是民俗与生活题材，有《打夯歌》、《发财还家》、《时来运转》和《士农工商庄家忙》；一幅是谐趣画《俏皮话图》。
画面场景都较宽阔，人物多，动态各异，景物繁盛；设色艳丽，但并不工细，多用类似国画的“小写意”画法，流水作业式的点染为主，这正是杨柳青南乡画风的特点，也是“清代中期”与“清末民初”的时风相异之处——清代中期的手绘多为工笔，民国初年多为小写意。这批“义成永”的年画，显然是民国初年南乡的出品了。
这批年画作品为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日本学者小林邦文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国民间版画资料》中认为，这批画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杨柳青的作品，它的收集者可能是日本学者以会津八一博士。
我认为小林邦文先生对这批画作年代的推断大致正确。
令人饶有兴趣的是，如果将杨仲达的藏版与早稻田大学收藏的年画比较来看，杨仲达的藏版较为精细，年代略早一些，应为清代晚期；早稻田的藏画，虽然所用的版不一定是当时刻的，但画风却是民国时期较典型的小写意了，略晚一些，应是民国早期作品。
我顺藤摸瓜再翻阅其他资料，在《杨柳青年画线版画稿集》中又发现三幅署有“义成永”店名的线版。这样，前后加起来，义成永连画带版的遗存，已经六十余种了。义成永的画版有的有署款，有的无署款，还有一种画版下角只有一个长方形线框，框内空白，没有文字。这种版通常不是画店订制的，而是由刻工刻好卖给画店的，所以没有署款。哪个画店买去，把画制好，便在框线内加盖自家店名的图章。一般来说，无店名的画版往往多于有店名的画版。但我们这次普查发现了如此之多的“义成永”署款的画版，说明此店当年财力之雄厚，画业之强大。
这几天，杨家在清理院中的杂物时，意外发现一个巨型的研墨的石臼，约五六百斤重。杨立仁说这正是当年义成永的遗物。多么惊人的墨汁需求，才要用这么大的石臼？
看来“义成永”的根要往深处挖一挖了。
尤其是这些年，杨家有了自我复兴的期望。杨立仁老人健在，其子杨仲民与儿媳，以及其孙杨鹏，都能制作年画了，且具一定水准，并恢复了作坊，开门授徒，并且把“义成永”这个家传的老字号也写在屋外的墙上，他们想重振家族的雄风；然而老天不帮忙——义成永和王学勤的命运是相同的，同样面临了空降下来的城镇化的当头一棒。
又一个难题摆在我们面前。
五救活缸鱼行动
这期间的一天，走过校园水池时，一个难看的画面跳进我的眼睛。一条红色的鲤鱼不知何时跳上岸边，时间久了，已经干死。僵硬的鱼身颜色刺目，散发出阴冷的金属般的光；鱼眼空洞无物，显然对这个世界已经毫无感觉。
、。t｜xt。小。说天＋堂
第56章 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3）
它为什么跳到岸上，受了惊吓？不知道。但我马上联想到宫庄子的缸鱼，并有种不祥之感。
这期间，在宫庄子负责口述调查的我学院“非遗”中心的研究人员与博士生，还有紧随拆迁跟踪拍摄的摄影家王晓岩，全都恪守职责，而且都有珍贵的收获。王晓岩以镜头为笔，记下宫庄子消亡前这一段日子令人惊愕的视觉日记，他有些照片很震撼。口述史注意加宽了工作面，从更多村民那里记录此时此刻人们的心理心情、所思所想，并从记忆中挖掘其村落史。
像南乡这一片村子，基本属于由最初的聚落式自然村发展成的行政村，基本没有文献记载。它没有文本的历史，只有无形的口头史。口述调查便会成为其“历史”唯一的来源。
虽然此前在我院对王学勤进行口述史调查时，对宫庄子做过村落调查，由于这次调查是“终结性”的，必须做得更加透彻与翔实。
民间传说宫庄子的居民来自山西洪洞，经静海迁移至此。村民中有宫、王、展等几姓。宫姓最大。王姓一家（即王学勤）有家谱。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村民达一百八十户，人口六百六十五人。种庄稼和枣树为生，收入有限，所以人人都学会印制一手好画。主要是给炒米店的名画店加工或提供货源。
年画可以换来现钱，所以每至秋后，大多村民都在家中制版印画，调色挥毫，干起年画的营生。宫庄子知名的年画艺人除去王学勤一家，还有宫宝元、宫凤发、宫凤桐、宫作森等人，但其画作久已失传，无从得见。如果我们再不详尽调查与记录王学勤，恐怕将来最多也只是一个空空的人名而已。
三月十八日上午王学勤来电，说当地搬迁增加力度，他家马上要拆。
三月十九日我赶到宫庄子王学勤家。他显得紧张、踌躇和无奈。一边乡里在加紧催他动迁，一边他还没有找到暂住房。我一头钻进他那个小画室，忽然往日那种魅力已然不在，好像只是待在那里，任人宰割。
我们应该马上对他伸以援手。转天便由去往他家做口述调查的人，捎去一万元。小小一点钱，他竟在电话里哭了半天。
这就促使我与区政府联系沟通，希望对王学勤给予照顾。我强调王学勤是在当今全国各年画产地中都属罕见的“活化石”，如果被这次“城镇化”
过程所泯灭，辄为重大损失。三月二十四日这天，我的希望和意见得到区政府的认同，政府决定给予帮忙，这使我心里踏实一些了。
我忙带人去王学勤家，研究将他小画室原状搬迁到我院跳龙门乡土艺术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