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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个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后期，也堂而皇之地提出什么“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当1977年11月苏联科学院把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赏——“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授予他，以表彰他“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成就”时，勃列日涅夫却一副“受之无愧”的样子欣然接受了。
执政初期，勃列日涅夫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既不是导师，也不是什么伟大领袖。”曾多次参加苏共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鲍文，也曾对勃列日涅夫发表这样的看法：“早期的勃列日涅夫比较谦虚，从来不羞于说他有不知道的事，可以和他争论，可以说服他，他不摆首长的架子，比较平易近人。”然而，随着政局的稳定和个人领导地位的巩固，勃列日涅夫也逐步走向个人集权和新的个人崇拜，也要考虑自己的形象问题了。
勃列日涅夫公众形象的戏剧性变化发生于他六十五岁生日那天。作为一件生日礼物，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还正常，赫鲁晓夫七十岁生日时也得到过同样荣誉。而贺信上的溢美之词，在特定的场合，也还不算出格。
但随之发生的事情就令人深思了，当勃列日涅夫胸前挂着那枚闪闪发光的勋章，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最高苏维埃会议厅时，一千五百多名代表全体起立，经久不息地向他鼓掌。担任这次会议主席的斯皮里多诺夫，中断了正常的会议进程，以一种令人不禁想起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代的方式对勃列日涅夫大加吹捧，话语中充满了肉麻的溢美之词。
勃列日涅夫的生日和授勋是在星期一，这一天除了《真理报》外，苏联各报照例是不出报的。然而在这个星期一，它们都出刊了，版面经过特别编排，内容包括庆祝勃列日涅夫生日的主要新闻、授奖、传记材料和一张相片。
任何事情只要开了头，随后就是自由落体的加速度。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开大会时，每当勃列日涅夫出现在主席台上，台下的人都要起立鼓掌，还要有节奏地山呼“光荣”和“乌拉”；每天打开报纸，头版经常有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签发的祝贺某加盟共和国、某单位甚至某个人完成国家计划的贺电，或是以各种名义发来的感谢电和效忠信；勃列日涅夫的画像，挂在从立托夫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几乎每一间党政办公室的墙上；每逢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成千上万的游行者把勃列日涅夫的画像高高举起，宛如圣像一样；在重大的国家庆典和假日，公共建筑物的正面墙上便挂起他的超大型画像，勃列日涅夫的语录在报刊文章中成了必不可少的引语。选举苏维埃代表时，勃列日涅夫总是被推举为“第一候选人”；颁发“苏共五十年纪念章”时，勃列日涅夫得到的是第一号，他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和广播里，没有一篇讲演不颂扬他的伟大……
最鲜明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前，惯常都是以最着名的播音员尤里·列维坦用他那黄钟大吕式的声调，宣读党和政府的一篇贺词来送旧迎新。可这一年，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的惯例被打破了，人们从电波中听到的是勃列日涅夫向全苏联人祝贺新年的声音。这声音向全苏联、全世界宣告：现在，勃列日涅夫不再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不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真正“主宰”了。
陈独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说：“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斯）大林，而不是有了史（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那种认为“是由于史（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苏联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
陈独秀一针见血地重申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制度决定人。
（《书屋》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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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那些与我无关或有关的物象
江南雪儿
现在，我怀疑，我真有点类似萨特笔下那个女人——她愤世嫉俗，否定一切，双眉一拱，隐隐一笑，就把别人向她表示的一切热情化为齑粉，漠视在意她的人，把激情倾注于与她无关的物象上。哦，我的那些过往碎片、那些被风吹散的记忆亮点、那些与我无关或有关的物象们。
我记住那个人。那位陌生男子在阅读报纸，我从他门前经过他没有掸我半眼，他嵌在笼子般的小房间里，周围被震耳欲聋的巨大水声包裹，但他不为所动，全神贯注读报，万物皆不入眼。他在读《人民日报》第三版，那是1973年的当日报纸，他读得入迷，以至于他成为我的记忆亮点。
我从他门前经过，1973年的秋季金风裹挟着我，我吧唧踩到了一块压水的红砖，污泥浊水飞溅到他正阅读的1973年《人民日报》第三版页面上，他看也不看我一眼，雕塑一般地读报。他读报样子专注，他那时就与我无关，现在依然与我无关，但1973年的秋季金风将他挪移到我记忆里来生根，再也挥之不去了。我常常在焦虑、无望、阴郁的时刻想起这个不相干的人来，他读报的样子不期而至伫立在远方，我都能够触手可及。我想，我是不会进入到他的记忆里了，我没有成为他的记忆，但他成了我的记忆，我记住他恰恰源于他漠视我。
那会儿，我一下车，拐两个弯道，就有一架水泥桥，桥下有锣鼓喧天的巨大水浪在翻滚，平静的水经过电力打压后变得能量滔天。这是一个小水电站，我看到了冲出水闸的水肆意飞溅。我父亲静静等候我，让我把这个情景看个够。我挥舞碎花小手绢，一不小心，手绢脱落，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手绢已被巨大的水花怪兽般吞噬。消失，我看到了惊心动魄的瞬间消失，一种弱小投身到巨大阴影里的消失。而那时，父亲和我都默默无语。他陪我静静观看了五分钟，然后，我们继续赶路。
那是正午，1973年的秋阳普照着我们的归程，我们从城里赶回到瓦西河中学去。我们从一个叫做木厂铺的地方下车要徒步40华里前往瓦西河中学的家里。我记得我登上瓦西河渡船时，太阳已经偏西。一路上，我看到了葵花林、棉花地、麻林、割过稻子的稻茬、枯萎的一池荷叶、丰饶的柿子、裂开嘴巴欢笑的石榴、暮归的牵着犁和牛的农人、偶尔经过的咕咕怪叫的木头轮子的手推车和偶尔经过的突突直响的手扶拖拉机，还有蹲在田间或站在菜地里撒尿的乡村男孩，还有以后会在我梦里出现的在河边钓鱼的一位老者的背影。这些东西都像影子和碎片，在我记忆的坛子里腌制，有点悠久有点沧桑也有点面目全非，以至于许多年后的现在，我常常在梦中与父亲手拉手行走，然后，一个读报人的形象兀然呈现于眼前。我置身到当时的现场，我正在看锣鼓喧天的水花，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个定力非凡的读报人，他就是要特地来感召我启迪我，我对于他无所谓，而他对于我意义非凡。
一缕阳光自我身后涌漫，1975年的冬日暖阳渲染出柔软的背景，制造出温情的景观。急速运行的车厢里，弥漫着1975年的气息，1975年的温暖记忆伴着窗外暖阳如潮倾覆。随着女孩一声低叫，农家父亲伸出一双安妥的手掌，阔大稳健，呈扇形铺开，托住女孩被汽车摇晃的头颅。承载父性温泽、雄性温情，父亲手掌自高空俯身而下，以一种爱意笼罩万象。女孩的鼻子不断流血，父亲焦虑仓皇，汽车载着全车人良好愿望，向着县城医院一路狂奔。
我不知女孩最后结果如何，但愿她在父爱的光照下，如今依然鲜活行走在尘世某一角。父亲痛不欲生的情景让我震动，有一瞬间，我想成为那女孩，我想体验或感受，当我流血当我疼痛时，我的父亲会不会涌出那一脸的苍凉悲情？那位父亲与我无关，但他对女儿的爱意震撼了我。
我一直认为父亲不爱我。记忆中，我长大后，父亲从来没有拥抱过我，父亲有三个女儿，我们三姐妹集体回忆，一致认为，是的，很确切，父亲不爱我们！后来，我们阅读同龄人回忆，我们得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物质比精神匮乏，温情和父爱是整个时代的缺损，我们在那时候渴望爱是一种奢侈。很多如我们一样的女孩，在一生成长中，没有点滴关于父爱的记忆。我们缺失，我们没有，我替那个流鼻血的女孩牢记了关于父爱记忆，我牢记下别人的印迹，却不存有自己的印迹。我倾诉，在我诡异的文字里，我委婉地倾诉，我向往父性温情，我都愿意成为那个苍白无助的女孩，在父亲的掌心温润抚摩下，我安睡，我匍匐，我皈依，我化作了尘埃微粒也甘心。
我拒绝关于家人或家族的记叙，我宁愿虚拟幻化，我宁愿抒写别人。写下即永恒，不可磨灭，不得篡改。但我是个喜欢篡改覆盖的家伙，我会窃取别人的故事写成自己的亲历，那是小说。而在散文里，我用真情实感呼唤我被时光带走的无尽缺失和空白，那些流逝的缺失里，曾经遗留过我的体温、热度、气质和血型，那是我对整个世界的最初感知和呼应。
路有路界，情无边界，在我情感的边界处，我保留着很深的关于家族和家人的记忆，那是最后的温暖，是与我有关的深切部分，是我把一切与我无关的资源吃干榨尽后，补足最后一滴血的给养。之后，我或衰竭而死，或饱和而死。
把有用的东西用于垫底用于一种支撑，这是我父亲给予我的教诲，在我九岁的一个冬天早晨正是1975年的某个早晨，他带着我再次踏过瓦西河封冻的冰河，步行40华里路程，抵达一个叫做木厂铺的小站搭上汽车，前往六安县城。上车几分钟后，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