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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盈盈理发店一直没有雇佣过帮手和学徒。有时候，她的丈夫会帮着洗头，打扫地上杂乱的头发。但很多时候，她的丈夫在房子后面的小卧室睡觉。
林盈盈的丈夫在网吧里做网管，都是在晚上上班，白天睡觉。林盈盈的丈夫戴着眼镜，瘦削文弱，看起来像个知识分子。有时候林盈盈理发烦躁了数落他，他也不吭气。如果林盈盈说得言辞激烈了，他就会悄悄地出发屋，骑着一辆破旧的电动车提前到网吧上班。
林盈盈有一个女儿两岁，刚学会走路就经常到巷子里向路边的行人讨要糖吃。林盈盈为此常打她，拧她的嘴。但孩子不长记性，林盈盈忙的时候，她就会溜出去，直到饥饿了才哭着回来。那两年，小区周围丢过几个小孩，但林盈盈的女儿从来没有跑丢过也没被人哄骗过。倒是随着时间的延伸，林盈盈的女儿更大胆，竟然到便利店里抓棒棒糖吃，在巷子里的水果摊上偷橘子吃。后来，林盈盈就把女儿送幼儿园了，送到西郊的一个村子里，离家很远，据说那个幼儿园很便宜，一个月管吃管住只要两百多块钱。
前些日子，我在林盈盈的店里理发，林盈盈满脸的笑容，好像有什么喜事降临。后来她跟我说，她一个在政府工作的亲戚帮忙把她和她女儿的户口从老家迁到了西安。虽然户口属于郊区农转非的性质，但也算是西安的户口了。她为此高兴着，给我理发也细致起来，理了很长的时间。
我问她老家是哪里的，她说是甘肃西峰的，她十几岁就来西安打工，干过很多种工作。她认识的很多姑娘都找了西安城里的人结了婚，成了西安户口，即使没有工作还有几百块钱的城市低保补贴。
林盈盈的手指一直是冰凉的。尤其是冬天，她冰凉的手指在我的脖子间和鬓间移动，让我有一阵悚然的感觉。尽管我不喜欢林盈盈唠叨的样子也不喜欢她冰凉的手指，但我一直觉得她理发前给我洗头的时候，手劲儿恰到好处，我头里的许多杂念在她的搓揉中点点消去，比理发更舒服。
九
天气预报说有小雨，雨果真就在下午下了起来。在曹家巷打煤场门口，我看见刘大夫、庄三明还有平时不喜欢参与聚会的老王，此刻他们都聚在老张的公厕收费室里热议着小区的整体拆迁。他们忧心重重地抽着烟，对着我交谈，埋怨着城市的扩张。他们关心的不是曹家巷拆除改造后的崭新形象，他们关心的是曹家巷改造了，租住的门面房没有了，他们要换地方了。今后要去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似乎显得很迷茫。
曹家巷是要拆迁的，这里的旧楼房都要被拆掉，这里会有公共绿地，会有高楼和商务会所，曹家巷将会消失，伴随曹家巷消失的有很多东西。包括曹家巷里的老槐树，麻雀窝和杂草丛生的门球场。所以，在三月细雨飘扬的曹家巷里，忧伤的还有一群老人，他们习惯楼下有公厕，习惯在刘大夫诊所里吊针儿，习惯在林盈盈发屋里理发，习惯听到防护网铆焊时飞溅的声音。
我感觉到，曹家巷里比往日更安静。
只有她在忙碌地支撑着一把巨大的布伞，收拾着桌凳。她已经不经营小吃店了，她和丈夫在巷子里摆起了夜市，专卖烩麻食。她的生意很好，有很多务工的人喜欢吃她做的烩麻食，很多务工的人还是觉得她卖的烩麻食量大价格便宜。
夜色渐渐起来了，夜色笼罩着城市，也笼罩着曹家巷。夜色中，雨无声无息。
（《延河》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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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个人崇拜是专制体制的惯性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
陈为人
赫鲁晓夫在那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苏共二十大闭幕式上，严厉谴责了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他说道：“马克思主义反对颂扬领导人，并且是毫不妥协的。”在同一次会上，阿里斯托夫说：“……那是恐怖的岁月，欺骗人民的岁月。我们想塑造一个上帝，结果却塑造出一个魔鬼……”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在共产主义阵营内产生极大反响。薄一波回忆说：“在得知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消息后，我党中央除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作了讨论外，汇报中同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相关联的事也多了起来，‘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
毛泽东也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我们也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吸取教训”。
应该客观地说，苏共新领导“痛定思痛”，是真心诚意地想改变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然而以后的历史进程却显示，个人崇拜是“老谱将不断地袭用”，“压下葫芦浮起瓢”，后继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重蹈覆辙，“沿着一条道儿跑到了黑”。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苏联曾刮过一阵风——以个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和村镇。
不必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捷尔任斯基广场等了，甚至什么莫洛托夫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基洛瓦巴德也不断涌出来。赫鲁晓夫上台后作出决议：
今后不得再以健在的政治活动家的名字命名城市。1962年夏天，赫鲁晓夫视察前不久建成的克列缅丘特水电站。随着水电站的建设，周边发展起一座新型的城市。当赫鲁晓夫一行的车队驶近城市时，大家看到，道旁的指路牌上居然用乌克兰文写着：“赫鲁晓夫市”。在欢迎仪式上，赫鲁晓夫开头表示了一番感谢，说他对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感到很高兴，感谢给予他如此高的荣誉。当这一城市的领导以为得计、心中暗喜之际，赫鲁晓夫变了面孔，拉下脸来训斥道：“中央三令五申，你们就是把中央的决定当做耳旁风。这是听我的呢还是不听我的？你们把我究竟是往哪搁？”
第二天，各大报纸就登出赫鲁晓夫视察克列缅丘特水电站的消息，并把他反对宣传个人、崇拜个人的“高风亮节”大张旗鼓地赞扬一番。在一种思维的惯性中，制止变成了助长，越喝海水口越渴。
在此书中，谢尔盖还写下这样一段话：随着赫鲁晓夫地位的巩固和权威的确立，“他的肖像愈来愈多地出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不断地引用他的语录，什么问题都要提到他的话。开始上映影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该片是按照不久前的‘优秀’传统拍摄的，充满了毫无节制的颂扬和令人生厌的赞誉。曾让父亲看过这部片子，他默默地看了一遍，并未夸奖，但也未禁止。编好了赫鲁晓夫的彩色画册，包括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相片，其中一部分已经出版……每次讲话，不管合适不合适，都要提到父亲。……这场运动的调子是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内尔、谢列平定的，其他人则拼命地随声附和。这时父亲却屡犯错误，他对于煽动起来的颂扬运动抵制不力，他没有拍桌子严令停止的魄力，他软弱无力……”。
在阿塞拜疆并入俄罗斯一百五十周年庆典上，共和国的领导人阿洪多夫在庆典大会上的讲话，几乎每一段都要提到赫鲁晓夫，以致反对派伊格纳托夫反感地说：“这个阿洪多夫想干什么？他干吗跟个鹦鹉学舌似的跟他的主子一唱一和？”
美国人多恩伯格在1974年出版的《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中这样评价赫鲁晓夫：“一个在斯大林死后集体领导口号叫得最响的人，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专制暴君，变成了肉麻的个人迷信的焦点，其程度甚至要超过已故的独裁者。赫鲁晓夫的画像到处悬挂，没有哪一篇演说，没有哪一篇文章，能不颂扬他的伟大……”
无须再多举了，类似的例子俯拾即是。赫鲁晓夫当年指斥斯大林的词语，现在几乎可以不作改动地用于赫鲁晓夫，专制独裁体制中的第一把交椅，简直就是一把魔椅，谁坐上去，都会变成一个连自己过去也不喜欢的人。
铁托对于赫鲁晓夫的执政时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问题在于制度。
由于赫鲁晓夫并未改变斯大林的基本制度，个人崇拜仍然像个幽灵在苏联政坛游荡，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之后始终未能停息。”
无独有偶，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重演了赫鲁晓夫的一幕。
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1964年十月会议上，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主席团说了这样一番话：“苏联报刊沉湎于日益频繁地报道赫鲁晓夫的活动，并对他大加溢美。1963年全国性报纸上共刊登了他的120幅照片，1964年头九个月竟至140幅。相形之下，当年斯大林巨照载之报端一年也不过十到十五次。赫鲁晓夫身边净是裙带关系和报刊记者，对他来说，这伙人的看法比主席团委员的意见更有价值。……主席团只能起到例行批准，走个过场的橡皮图章的作用。赫鲁晓夫依赖报刊广播的献媚奉承来维持个人的妄自尊大。”
勃列日涅夫在他执政初期，还是颇有“自知之明”：勃列日涅夫曾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理论水平不行。根据布尔拉茨基的回忆，1965年他讨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报告初稿时说：“我很难弄明白这一切。坦率地说，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我的强项是做组织工作和了解人的心理。”他强调自己是一个组织者，不是理论家。根据阿尔巴托夫的回忆，他对自己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一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常把复杂的、独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时甚至要求删去摘自经典着作的引语，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着作呢？”
然而就是这个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