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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
推荐人：杨浪
推荐篇目：《原子弹往事》作者：梁东元
推荐意见：几乎每期都会有举棋不定首鼠两端的时候——这回是《我们的爱情》和《原子弹往事》。把这两篇比在一起倒可以在中文系上课的时候做文章风格化的案例：在文字上，“爱情”轻盈温润，“往事”则原始粗粝；处理人物，“爱情”是围绕三个人的“三维动画”，“往事”是反映精英们的记录影片；情节上，“爱情”是“言情故事”，“往事”是历史篇章。一个豪放，一个婉约；一个小桥流水，一个大江东去；一个温语款款，一个宏大叙事。从审美意义上，两种风格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阅读快感上，两篇小说也各有动人心魄之处。此为我的犹豫。
细想起来，其实可琢磨的地方在于“往事”。它显然已占有题材、人物的上风处，在一个缺少宏大叙事的时代，又占了风格的稀有；不过在一本文学期刊上读起来，总好像少一点“文学”。不过当我试图以一个新闻编辑的职业感读它，就感觉，如果是我来组织编辑的一个长篇通讯，本文真的是很出色呐！
这就有了一个“准学术问题”：新闻和文学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长篇通讯与报告文学有无区别？再从评奖的角度看，纯小说与报告文学之间有没有一种可测度的共同价值标准？
嗨，把事情复杂化了！还是投“往事”一票吧。因为从“传世”的意义上，它用文字所记录的这些人物、细节、故事，足以传诸后人，留在中国的史册上——尽管它显得不那么“文学”。
看《当代》
云 雷
看《当代》
（２００４年第四期）
如上期一样，本期《当代》推出了两部长篇小说。不知是否凑巧，这两部小说的作者王刚和王海鸰都是当红的影视编剧。“影视与小说创作的关系”这个话题，想避都避不开了。
王刚的《英格力士》（长篇）篇名为“Ｅｎｇｌｉｓｈ”的音译，小说原名即“英语”。小说写的是一个７０年代中国少年成长过程中遭遇“文明”的经历，“英语”就象征着文明。小说描写的地点在新疆，但并不强调传奇性或地方色彩，而是具有较强的自传性和抒情性。作品塑造了一些鲜明的人物形象，讲究绅士风度的英语教师王亚军，美丽的阿吉泰，在时代转换与感情的挣扎中的“我爸爸”与“我妈妈”，与“我”一同成长但性格不同的黄旭升、李垃圾等等。其中最引人的形象是来自上海的英语教师王亚军，他的悲剧命运也象征着文明与知识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命运。而少年“我”对王亚军的追随，则将青春的叛逆与对“文明”的追求融合在一起。以一个英语教师和一本英语词典作为人类知识与文明的象征，在今天“第三世界”的文化视野中，或许显得一厢情愿，但却极其鲜明准确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想像。
如果说王朔的《动物凶猛》写出了“京城”里“大院子弟们”青春期特有的“阳光灿烂”，《英格力士》则写出了身居偏远“外地”的知识分子后代们的压抑和渴求。相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内部参考资料”的“红色贵族”们，“我”的渴盼显得那么简单、正统——竟是一本普通的英文字典，但却更贴近那个时代广大平民的处境和心态，从而引起更普遍的共鸣。在艺术上，《动物凶猛》更加元气淋漓，而这部小说气韵稍嫌不足，结构上也颇多枝蔓。看得出，作为“非职业”的小说作家，作者在技术上还不够全面圆熟。不过，“业余性”却成就了这部作品最大的优点：经验真切，纯朴感人。独到的意蕴与气质，使之堪称一部力作。
《英格力士》是王刚在创作了《甲方乙方》等流行影视剧之后的“回头之作”，他有意地避开影视剧的影响，力图创作一部“纯正”的小说。这样的努力已经被小说实践所证明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多年影视剧创作对作者影响，比如，小说在场面描写上具有清晰的画面感，结构安排上的“小节”也能看出分镜头剧本的影子。总的来说，对影视创作技法有意无意的借鉴使小说具有了新鲜的表达方法，至少未造成大的伤害。
对照之下，《中国式离婚》更显出典型的“影视同期书”特征。作品抓住了中年情感中的热点问题，折射出了当下都市男女在爱情、婚姻观念上的一些新变化，这是它作为电视剧的成功之处。但作为小说，其独特艺术性却深受侵蚀。以“小说的艺术”论，《中国式的离婚》的主题过于“大众化”，情节安排上也完全按照长篇电视剧的“套路”，故事拖沓，细节繁琐，有的情节过于巧合，转换与衔接也显突兀，有些地方甚至可以明显看出由电视剧改编成小说的痕迹。
这样的对比让我们看出，问题不在于影视创作对小说有无影响，而在于作者能否将这种影响的有益因素融汇于自己的创作中，以及是否将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予以尊重。
中短篇小说中，范小青的《科长》（短篇）写的是几个人物对科长职位患得患失的故事。题材虽不新鲜，但絮语式的风格使小说具有一种细致的魅力，在娓娓道来中描绘出了人情世态。其突出的特点是打破了一般小说的叙事常规，开头是两千字左右的议论，从议论转入故事的描写后，先是围绕着退休的科长贵和生展开，在不知不觉中又将笔墨集中于现任科长老阎，故事的最后，笔锋一转，却以原先的次要角色冯大军结尾，出人意料又在人意料之中，留下了不尽的余味。
巴桥的《丹萍的世界》（短篇）写的是一个女孩不承认其继父的故事。小说有一种执拗的力量不断向前推进，这种执拗既来自于小说中的人物，也来自于叙述者。人物的刻画以及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把握，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张锐强的《枪王》（中篇），描写了父子两代枪王的故事，小说具有传奇色彩，悬念的设置也很吸引人，但关于是否应当杀人的伦理焦虑未能深入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力度。
看《当代》
（２００４年第五期）
曹征路的《那儿》（中篇）不但是本期《当代》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堪称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现实问题，而且在艺术上颇有力量，给人以强烈震撼。能够及时推出这样的作品，再次显示了《当代》杂志“直面现实”的可贵传统。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与其它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只关注国企改革不可逆转的滚滚车轮，而是关注车轮底下被人忽视的那一抹鲜红。或者说，它不再站在政策制订者一边来强调国企改革的历史合理性（延续“新时期”以来“改革文学”的主调，诠释历史的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的被压抑、被损害和显然是力量悬殊的抗争。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最近因“郎咸平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学者也指出有些国有企业改制“对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蚀”，“为了制止或纠正这些他们认为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剥夺，他们甚至开始用对抗的方式进行抗议。”这些都对“私有化”与“股份化”的经济改革思路不无反省意识。这篇小说表达了同样的反省意识，但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将之简单化，而是塑造了这一过程中的一些鲜明人物形象，并细微地呈现了不同人物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历史纠葛。
小说中的工会主席“我小舅”是一个新时期工人领袖的英雄形象，在他周围环绕着诸多矛盾：他反对“化公为私”的改制，与厂领导与入主的企业有矛盾，不断上访（力图阻止厂领导和将入主企业无耻的贪污掠夺行为），但“工会主席”、“省级劳模副县级领导”的身份，使他与普通工人不处在同一“利益集团”，不能“代表”他们去反抗；死去的祖辈在以英雄主义的精神召唤鼓舞着他，但生活中的家人却以小市民的庸俗自保思想包围着他。他始终处在反抗与“不能反抗”的痛苦挣扎中，当最后工人终于起来反抗时，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又一次欺骗了他们，他只能选择了自杀。当小说结尾处，绝望的“小舅”用空气大锤砸碎了自己的头颅，一曲久违了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英特纳雄奈尔》再次在我们的心中响起。在这里，“我小舅”反抗的精神资源来自于革命历史的教育，不仅有旧社会工运领袖（小舅的“姥爷”）榜样的力量，也有“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而小说的标题也来自于“英特纳雄耐尔”最后两字的口误，此中可以看出，革命历史及其赋予的阶级意识，作为一种保护性力量在今天的重要，而小说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对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现状的揭示，可以看作“左翼文学传统”在今天的延续。这不仅使得这部作品带上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情感倾向，而且具有了与当下文学不谐的某种异质性和反叛性。（这使这部作品具有了与当下文学不谐的某种异质性和反叛性）。面对一个日益市场化与同质化的世界，《那儿》以一个人悲剧性的抗争，展示了被抛弃者在这一过程中的绝望，并以乐观的结尾向我们指出：公平、正义的理想及其实践，或许将为我们开辟另外一种可能性。
小说还塑造了下岗女工杜月梅、小市民“我妈妈”、“我舅妈”等人物，而义狗罗蒂的形象尤为鲜明，它忠于主人而被驱逐自杀的命运，与“我小舅”的遭遇具有同构性。小说以“我”的视角描绘出了一个以功利世俗为意识主导的现实世界，其中不乏知识分子的反省与无奈，这一视角的选择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