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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小偷那儿去收买证件。让他不要挑剔：党证和房屋管理处的证明，公民证和盖有钢印和图章的工艺合作社表格，毕业文凭和死亡证明书，以至民事登记处发的离婚证明，工厂出入证和商店的提货单，军官身份证和地质协会的会员证。总而言之，一切证件，卡尔丹对一切证件都感兴趣。任何一种真正的在苏联通用的证件，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黄昏时分，皮特在卡尔丹的陪同下来到了飞机场。汽车在飞机旁边停了下来，没有像平常那样鸣叫。皮特注意到了这一点，微微一笑，把头向飞机那边点了一下，对卡尔丹说，不按喇叭是对的，因为“贼在潜入到别人的房子里去时，永远也不会把铃铛带在身边的”。卡尔丹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很好，这小伙子真是个罕见的人物，既然在这种时刻还能开玩笑，那就说明，他的神经像铁一般坚强。
……现在，皮特已经在苏联国土上漫游了两个月了。他口袋里放着早在柏林时就已获得的证件。带着这些证件他在任何地方都万无一失。任何地方，只是除了平扎和……莫斯科。在首都，那儿还住着一个人，能证明皮特并不是他所冒充的那个人。这人就是在柏林被杀害的那个苏联士兵的母亲。不过，皮特根本用不着到莫斯科或平扎去，就这样他的任务也完成得极为出色。这段时间以来，他已有四次把偷来的证件一厚包一厚包地交给驻列宁格勒的某外国领事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其中甚至还有三张党证。
一切都很顺利。皮特从来没有这样自信过。
现在皮特再次上列宁格勒去。上级召他是为了某件紧急的，或者如通知所说，是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可能是什么事呢？”皮特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思索着。他的情绪又好了。早上的“狂梦”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于荣誉和“自白”一书的幻想恢复了皮特的信心，他又对自己的力量和“福星”深信不疑了。坐在下铺的快乐青年和姑娘已不再刺激他了。那青年显然正在追求着姑娘，皮特一面用和善、感动的目光瞧着他们，另一面却不露形迹地摸着口袋里的无声手枪和“铁的”证件。
……火车吱啦地响着，靠近了列宁格勒车站的月台。旅客们开始准备下车。
皮特决定检查一下自己的外表，于是走到镜子面前。从镜子里望着他的是个高高的、有点消瘦的男人，三十岁左右年纪，瘦削的脸上有几颗雀斑，固执、突出的下巴，浓密的、稍微有些发棕色的眉毛，棕灰色的眼睛，眼神显得安详、厚道、略有些漫不经心。他身上穿着肥大的带黑色羊毛皮领子的厚呢料冬大衣，头戴黑色的有护耳的羊皮帽，手上提着皮箱和一个磨旧了的、锁着两把锁的棕色皮包。皮特对自己的外表深感满意。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次上级究竟又给他准备了什么样的任务呢？真见鬼！
皮特在列宁格勒仅仅逗留了两天。出差证明帮助他在“阿斯多利亚”旅馆极好的套间里安顿下来。因为它证明了证件持有者在哈萨克斯坦某冶金工厂里的高级职位，以及这次出差的重要性。
在这两天里皮特会见了上级。
任务的确是非常复杂的，它要求皮特发挥出所有的聪明才智，竭尽全力进行工作。“任务完成后，您将在特别间谍班里占有一席之地。”上级这么说。这就意味着，皮特在自己的功名前程上大大高升了一步。这一级的间谍屈指可数，他们拿着巨额津贴，受到高度重视，有最实际的机会，去攀登皮特所梦寐以求的荣誉和地位的高峰。
临到最后，上级给了皮特两个可靠的莫斯科接头处的地址。这两处联络点从建立后从未使用过，因此被破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皮特在执行任务时应当依靠它们，这是整个行动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他个人安全的保证。特别给他两处地址，是为了让他可以随机应变，掩盖自己的行踪，同时更加信心十足，万无一失。
这样，他又重新上路了。特快列车一夜之间把他送到了首都。
莫斯科以呼啸的暴风雪迎接了皮特，雪片一刹那间糊住了他的眼睛，猛扑他的胸怀。皮特站了几分钟，忿忿地用手帕揩净脸颊，竭力想透过飞旋的雪幕看清车站旁辽阔的广场。这儿充满了电车的铃声，汽车的鸣叫，以及在泥泞的人行道上沙沙的脚步声。
首先要操心的自然是住宿问题。皮特在这里，在莫斯科，暂时还不敢冒险运用他那“铁的”证件，去住旅馆。因此他又急急地返回车站，经过向服务员多方的打听，轻而易举地在二楼找到了专为来往旅客开设的服务处。女值班员一边腼腆地应付着来客那诱人的微笑和快活的饶舌，一边检查了他买的到喀山的票，乐意地在登记簿上记下他的姓名，随即将皮特带到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去了。这儿整齐地放着几排铺好了的单人床。她当即从中给他指定了一张空铺。
此后，皮特把自己的皮箱交到寄存处，总算将一切琐事料理停当了，便立刻着手办理正事。
他走进一间最近的电话亭，拨了所需要的号码。回答他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可以找一下伊万·华西里耶维奇吗？”皮特问。
与接头地点联系的第一步是通过约定的电话交谈来进行的。在谈话时应该说出暗号和答词。而且这暗号和答词必须适合任何一个月份，准确点说，这是一串特定的词句，甚至就连说话时的语调和情绪也都是预先定好了的。在这里，只要稍微有一点不合调，就得停止交谈。如果一切都很正常，就约好在人多热闹的地方会面。那时，当面联系的法则就要起作用了。
只有经过特别训练的人才能经得起这一切考验，这儿差不多根本没有乔装作假的危险。因此，皮特认为，搞好与接头地点的联系是简单而又毫无危险的事。可是，电话交谈却突然采取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另一种格调。
“伊万·华西里耶维奇已经不住在这儿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皮特说。
“怎么会不住在这儿？他给我的就是这个号码。我是他在罗谢利斯纳布工作时的老同事。”
“他离开莫斯科已经一年了。”
“请问，他到哪里去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到别的什么城市去了。带着家眷一起走。”
“带着家眷？他是个多年的老光棍儿了。”
那女人笑了起来。
“这在你们中间还不是常有的事。”
“但是，我到底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我一点也不能帮您的忙。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地址。说是：‘不用留地址了。我要开始新生活啦。’”
“真是个怪人！好，麻烦您了，请原谅。”
皮特极其镇静地挂上了电话。
他丝毫未感到茫然、沮丧或是烦恼。久经锻炼的意志迫使他大脑清晰而冷静地估计目前的形势，从容不迫地斟酌这突然产生的困难。
这就是说，间谍跑了，显然由于过分怯懦而逃跑了。在这种时刻，这的确是一个严重损失。皮特的处境变得复杂起来。现在他不可能随机应变，施展手段了。那又怎么样呢，将就对付吧。只希望还有一个可靠的藏身之所，有一个可靠的接头地点就行了。
晚上，他给第二个地址打了电话。
“可以找一下伊万·彼得洛维奇吗？”
“我就是。”
“您好，伊万·彼得洛维奇。我是索波列夫·依利亚·查哈罗维奇。记得吗？”
“当然，当然，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一起在罗谢利斯纳布工作过的。您生活得怎么样，亲爱的？”
一场活跃的交谈开始了。皮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检查着每一句话的语调。这样，时间愈长，他就愈加相信自己的两点判断：毫无疑问，这的确是他所需要的那个人。可是这人心中有些不大平静，好像被什么事情弄得慌张不安。照规矩，现在不能相信他。瞧，那人一次又一次地力求把话说得正确无误，但结果却很糟糕。皮特一点儿也没有露出自己的怀疑来，为防万一起见，约定了第二天的会面。那人同意了，显得很乐意，很喜欢。实在是有些过分乐意，过分喜欢了。
谈话结束后，皮特果断地对自己说，一切决定留待明天再作，现在所必需的只是休息。这样的规劝，正像往常一样，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回到车站，津津有味地在餐厅里吃了晚饭，看看晚报，为可爱的女值班员买了一盒糖，然后就回到二楼的旅客住房去了。
什么也没有妨碍皮特好好地睡眠。所以早上他感到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仍然在那个餐厅里用过早饭，然后打开报纸，抽起纸烟来。这时，他一面暗自欣赏着自己的这股沉着劲儿，一面才终于让自己仔细考虑目前的形势。
那么，他是不是去赴约呢？电话里的交谈不论在语调上或心理上，显然都是不合乎要求的。可是，也许应该再作进一步的审查，要知道，这是最后一个、仅有的接头地点呀。而且归根到底，人总不应该害怕自己的影子。当然喽，假如这影子淘起气来，举止有些反常的时候，也应该怕它。老实说，这副牌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但是，没有可靠的接头地点，要实现那深思熟虑过的活动计划是不可想象的。可靠的？难道能把这样的接头地点说成是可靠的吗？不过，现在的确急需一个接头地点，一个，哪怕一个也好。没有它，在这该死的莫斯科是绝对行不通的。
皮特感觉到，汗水微微地打湿了他那平静、安详的脸。那还消说，处境已经到了紧急关头。
到底怎么处理这次约会呢？去吗？可是有一种内心的声音反对这个决定。皮特已经习惯于相信自己的直觉，这种直觉从来没有欺骗过他，既然如此，那就意味着……意味着，他不去赴约。
虽然，皮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