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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追忆，都是事后诸葛亮，也都有腾挪趋避的特权。一旦进入游戏，你能越过虚荣心这个巨大的陷阱吗？所谓的“个人阅读史”，会不会变成“成功人士”的另一种自我吹嘘？决定一个人的读书生活的，有时势，有机遇，有心境，有能力，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微妙调整，都可以变幻出另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30年前的“万花筒”，不见得就能摇出今日的“五彩缤纷”。
至于后来者，在仔细辨认那些因岁月流逝而变得日益依稀的足迹时，能做到不卑不亢，且具“了解之同情”吗？
真的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都说77级学生读书很刻苦，那是真的。因为，搁下锄头，洗净泥腿，重新进入阔别多年的校园，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至于怎么“读”，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我进的是中山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课程的设计、教师的趣味、同学的意气，还有广州的生活环境等，都制约着我的阅读。
回想起来，我属于比较规矩的学生，既尊重指定书目，也发展自己的阅读兴趣；而不是撇开课业，另起炉灶。能“天马行空”者，大都是（或自认为）才华盖世，我不属于那样的人，只能在半自愿、半强制的状态中，展开我的“阅读之旅”。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陈平原：怀想30年前的“读书”（4）
对于受过正规训练的大学生来说，课程学习很重要，但因其“身不由己”，故印象不深，追忆时不太涉及。反而是那些漫无边际的课外阅读，更能体现一己之趣味，也容易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因此，单看回忆文章，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大学四年，大家读的都是课外书。我也未能免俗，一说起校园生活，浮上脑海的“读书”，不是背英语单词，也不是背历史，而是悠闲地躺在草地上，读那些无关考试成绩的“闲书”。
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阅读状态，记得是进入三年级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刚进康乐园，一切都很新鲜；上课时，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除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求知欲，还有拿高分的虚荣心——那时没有“全国统编教材”，一切以课堂上老师的话为准。进入三年级，也就是1980年前后，一方面是摸索出一套对付考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文革”前的书籍重刊，加上新？？译出版的，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图书情报”传来，于是，改为以“自由阅读”为主。
不是说“自由阅读”就一定好，中间也有走弯路的。我们这一代，进大学时年纪偏大，不免有点着急，老想“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站在图书馆前，幻想着能一口把它吞下去。经过一番狼吞虎咽，自以为有点基础了，于是开始上路，尝试着“做点学问”。这样“带着问题学”，有好也有坏——当选题切合自己的趣味和能力时，确实事半功倍；否则可就乱套了。我曾经围绕“悲剧人物”、“晚明文学思潮”等专题读书，效果还可以。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感兴趣，花了好多时间，读《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镀金时代》、《百万英镑》、《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马克？吐温自传》等，还有能找到的一切有关马克？吐温的“只言片语”。
阅读“悲剧”或谈论“晚明”，除了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多少还有点自己的问题意识；可“专攻”马克？吐温，几乎是毫无道理。我的英语本来就不好，对美国历史文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要说“讽刺”与“幽默”，更非我的特长，但鬼使神差，我竟选择了这么个题目，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是小时候背治学格言的缘故，以为真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如此“为论文而读书”，毫无乐趣可言；文章写不好不说，以后一见到马克？吐温的名字或书籍，就感到头疼。明知这种心理乃至生理的反应不对，可就是无法静下来，以平常心面对汤姆？索亚的神奇历险。
念大学三、四年级时，我的读书，终于读出点自己的味道来。记忆所及，有两类书，影响了我日后的精神成长以及学术道路，一是美学著作，一是小说及传记。
我之开始“寻寻觅觅”的求学路程，恰逢“美学热”起步。因此，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以及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都曾是我朝夕相处的“枕中秘笈”。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现在不常被提及的王朝闻，他的《一以当十》（作家出版社，1962）、《喜闻乐见》（作家出版社，1963）以及《论凤姐》（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等，对各种艺术形式有精微的鉴赏，我也很喜欢。换句话说，我之接触“美学”，多从文学艺术入手，而缺乏哲学思辨的兴致与能力。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梁文道：在香港读内地的书（1）
李泽厚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偶像”，一本《美的历程》、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几乎是“人见人爱”。也正因此，有现炒现卖，撷取若干皮毛，就开始“走江湖”的。那上下两卷的《西方美学史》，博大精深，像我这样的“美学业余爱好者”，读起来似懂非懂。当初引领诸多大学生入美学之门的，其实是朱先生的另外两本小书：《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和《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朱先生擅长与青年对话，这点，从早年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谈文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既能作高头讲章，又不薄通俗小品，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别人很难学得来。宗先生的书，很多人一看就喜欢，尤其是“美学散步”这个词，太可爱了，一下子就变成了“流行语”。初读宗先生的书，以为平常，因极少艰涩的专门术语；随着年龄的增长，书读多了，方才明白此等月白风清，得来不易，乃“绚烂之极”后的“复归于平μ？”。
跟日后的研究工作毫无关系，纯属特定时期的特殊爱好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此书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我买的是1980年重印本。如此“雄文四卷”，就堆放在床头，晚上睡觉前，不时？？阅，而且是跟《贝多芬传》对照阅读。还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上的题词：“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不用说，这话特别适合于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大学生。主人公如何克服内心的敌人，反抗虚伪的社会，排斥病态的艺术，这一“精神历险”，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激赏这种有着强大的个人意志以及奋斗精神，渴望成为“必战胜的自由灵魂”，不仅仅属于小说人物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同样属于青年马克思。我如痴如醉地阅读尼？à？宾著《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关注的是其精神历险与人格力量，而不是具体的理论主张。记得还有另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也是苏联人写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那书厚得多，但思想太正统，且文字不好，我不喜欢。
注重精神力量，同时兼及文章风采，这种阅读口味，让我迷上了一册小书——苏联作家格à？宁所撰“文献小说”《奇特的一生》（侯焕闳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这是一本小册子，168页，一个晚上就能读完，却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除了感慨主人公柳比歇夫献身科学的巨大热情，更关注其神奇的“时间统计法”。传主之别出心裁，加上作家的妙笔生花，居然让繁忙的例行公事、杂乱的饮食起居，还有枯燥的科学实验，不说全都变得充满诗意，起码也是可以轻松地、宽宏大度地去忍受。“时间统计法为他创造了高度理智和健康的生活”（第十五章），这点，着实让既贪玩又想出成果、总是感叹时间不够的我辈歆羡不已。
30年前如饥似渴的自由阅读，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也有惘然若失的遗憾。举个例子，读了许多俄国作家如托尔斯泰、契ú？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可回避了鲁迅所说的“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实在是个无可弥补的损失。那时存在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涌进来，“他人就是地狱”成了喜欢“扮酷”、“做深沉科”的大学生的口头禅。于是，我跳过了陀翁，一转而阅读卡夫卡的《城堡》、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萨特的《呕吐》、加缪的《局外人》以及《西西弗的神话》去了。
我所就读的中山大学，位于改革开放的“前线”广州，校园里流行阅读港台书。手持一册港台版的萨特或加缪的书，那可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既代表眼界开阔、思想深邃，也暗示着某种社会地位。此类书，图书馆偶有收藏，但不外借，只限馆内阅读；因此，若想看，得排长队。回想起来，当初为何热衷于此，除了“思想的魅力”，还有金圣叹所说的“雪夜读禁书，不亦快哉！”——可惜广州没“雪”。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果，是什么年龄说什么话。阅读也一样，错过了“时令”，日后再补，感觉很不一样——理解或许深刻些，可少了当初的“沉醉”与“痴迷”，还是很可惜。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梁文道：在香港读内地的书（2）
梁文道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在台湾长大，中学时回到香港，后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17岁起开始投稿生涯，首篇剧评见于《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