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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同了。《太白》是注重小品文的，比《论语》健全一些，却同样琐碎芜杂。
上海最多的是书报，定价从二毛到五毛，据说这些书报主顾皆在广东南洋。办书报的大致皆注意〃销行〃，不过问书报在销行以外的〃影响〃，所以皆能够办得〃热闹〃，却不容易办〃好〃。这种刊物在物质上即或成功，在精神上却失败了。
因为它的存在，除了给人趣味以外别无所有。读者多，若无一个健全目的，便等于出版人与读者合作，在那里消耗外国纸张铜版那么一件事了。
书报中有漫画刊物，正同杂志中有幽默杂志一样。近年来漫画杂志很多，它代表一个倾向，就是普遍的讥讽这个社会人与事。它同幽默杂志有类似处，本身原为一根小刺，常常向社会各方面那么一戳，内容有时过于轻浮，效率有时只能打趣。其中较好的为《生活漫画》。
杂志载时事消息，载论文，政治经济艺术文学合冶一炉，态度是庄严的，内容是无限制的，刊物中《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皆还不坏。《新中华》比较差一点，惟文艺部分稿却多些。改组以后的《现代》也那么杂，要办好恐怕不容易见好。这种杂志能不能办好只在编者地位与拉稿逼稿能力。纵好也不易见好，就因为它是真的〃杂〃志。这种杂志也有用周刊形式出版的，《华年》是比较好的一种。
刊物中有新创一格式的，为《科学书报》这种刊物，小学生中学生读它很好。（其实艺术杂志也应当有人肯试那么来办一个。）它好处在〃通俗化〃，在〃浅〃。它坏处在定价高（应当定价一毛钱或六分钱左右，不能再多），因之内容通俗销路却难通俗。
杂志中我最先提到却在最后方来谈它的，是纯文学刊物。
说起文学刊物，有四种刊物已不存在，我们还记得它。这四种刊物名称是：《小说月报》、《创造》、《新月》、《现代》。我们记得它们名称，是因为它们给了我们一些成绩（它们的寿命长短自然也有关系）。它们能吸收许多作家，支配许多读者。
这种刊物现在还多，却只有《文学杂志》比较引人注意。我们很希望多几个这种刊物。虽有种种原因，这种刊物不容易出现，不容易支持，这种刊物多有一个，它的好处至少可以补救三个诙谐小品刊物所产生的坏处。这种刊物目前在希望中生长的，有一个《创作》，熏风出版部出版，编辑人李辉英；《文饭小品》，脉望出版部出版，编辑人施蛰存；有个《新小说》，良友公司出版，编辑人郑召平；有个《星火月刊》，星火艺社出版，编辑人杜衡、侍桁、杨*——人。（又听说《现代》也将恢复，且仍由《现代》前编辑施蛰存负责。）《创作》方出第一期。《文饭小品》编者能努力，且知所以努力，刊物有希望。惟编者若放弃与《人间世》抢生意，不走小品一路，使刊物保持昔日《现代》杂志性质，也许更容易办好。《新小说》应改良，尤其是应把不三不四历史故事去掉。《星火》有生气。这刊物有两点与一般刊物不同，一是短评，注重在指摘与揭发文坛当前的形势，有些什么可笑的人正在作些什么可笑的事；二是登载新人创作（这些人名字比较生疏，文字却还好）。不过这刊物引起读者注意若果只是前面一件事，即短评与文坛偶语，这些文章皆针对着一个目的，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一个术语，便是〃争斗〃），刊物若净靠这种争斗支持，他的命运就不会好。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
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
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对骂〃占篇幅少一些？
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也可以说是文学杂志，但限制在小品一方面发展的，《人间世》是好些这类刊物值得说说的一个。它的好处是把文章发展出一条新路，在体制方面放宽了一点，坏处是编者个人的兴味同态度，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中郎〃，且承认小品文比任何东西还重要。真是一个幽默的打算！编者的兴味〃窄〃，因此所登载的文章，慢慢的便会转入〃游戏〃方面去。作者〃性灵〃虽存在，试想想，二十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能有这种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这类刊物似乎是为作者而办，不是为读者而办的。读者多，那是读者不长进处，读者不明白自己处。
第08篇新诗的旧账
——并介绍《诗刊》
诗的用处照古义说是〃言志〃，照如今解释是〃抒情〃。诗可以分成许多类，单说中国诗，就内容言有风雅颂，就形式言有律绝五七言诗等等，它的存在却有个共通的意义，不外乎用文字从一种限制里描写一件人事，或表示一个意见，一点感想。〃诗〃这个字在古今中外含义尽管不同，然而把它同散文比较，也易明白。它似乎极重〃经济〃。它的成立是多少有点限制的。它必须以约见着，用少数文字起多量效果。它与散文分别就在此。诗要效果，词藻与形式能帮助它完成效果。惟一切事物皆在时间洗练下失去光色、词藻与形式。在一段长长的时间下也会失去它的意义。因此在变动中有〃新诗〃，同旧诗对立的新诗。
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大多数作者受一个流行观念所控制，就是〃人道主义〃的观念，新诗作者自然不能例外。不过新诗当时侧重推翻旧诗，打倒旧诗，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形式上无所谓，在内容上无所谓，只独具一种倾向，否认旧诗是诗。受词、受曲、受小调同歌谣影响，用简明文字写出，它名字叫〃自由诗〃。那些诗，名副其实，当真可以说是很自由的。
新诗在革命意味下发展，便仿佛特别容易作。凡有勇气执笔的人几乎都可以写诗。一切刊物必有诗。当时被称为文化先驱的新人，在新风气下不能不写诗。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朱经农，李大钊，陈独秀，朱执信，任鸿隽，沈玄庐，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把这些人的名字，同新诗并举，如今看来似乎有点幽默了。然在五四前后，这些人是常常写新诗的，正因为大家都肯天真烂漫写新诗，所以新诗能引起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白。正因为张三李四都可以写新诗，所以初期新诗就数量言，成绩真不差。就质言，说苛刻一点，多数诗都太杂乱，太随便，太天真。胡适之是第一个写新诗出新诗集子的作家。冰心会写短诗，俞平伯、康白情会写长诗，那些诗当时多被中学校选作国文课文，为青年人所熟习。这几个作者，同上述一群新人，可算做是奠定中国新诗基础的功臣，值得我们记忆。
新诗既毫无拘束，十分自由，一切散文分行写出几乎全可以称为诗，作者鱼龙百状，作品好的好，坏的坏，新诗自然便成为〃天才努力〃与〃好事者游戏〃共通的尾闾。过不久，新诗的当然厄运来了。多数新人对于新诗的宽容，使新诗价值受了贬谪，成就受了连累；更多数的读者，对新诗有点失望，有点怀疑了。
稳定了新诗的社会地位，是稍后一时另外一群作者，宗白华，梁宗岱，王独清，刘梦苇，冯至，饶孟侃，于赓虞，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一群作家。在这一群作家中，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四位人特别有影响。写诗胆量大，气魄足，推郭沫若（他最先动手写长诗，写史诗）。朱湘是个天生的抒情诗人，在新诗格式上的努力，在旧词藻运用上的努力，遗留下一堆成绩，其中不少珠玉。徐志摩诗作品本身上的成就，在当时新诗人中可说是总其大成（他对于中国新诗运动贡献尤大）。其中有一个作者，火气比较少，感情比较静，写作中最先能节制文字，把握语言，组织篇章，在毫不儿戏的韵、调子、境界上作诗，态度的认真处使新诗成为一种严肃的事情，对以后作者有极好影响，这个人是闻一多。
新诗有个问题，从初期起即讨论到它，久久不能解决，是韵与词藻与形式之有无存在价值。大多数意思都以为新诗可以抛掉这一切（他们希望各有天才能在语言里把握得住自然音乐的节奏），应该是精选语言的安排。实则〃语言的精选与安排〃，便证明新诗在词藻形式上的不可偏废。这问题到了上述几个作者时，是用作品或理论表示得很明白。
新诗到这时节可以说已从革命引到建设的路上，在写作品中具有甘苦经验的，渐渐明白新诗不容易作，更不容易作好；用新格式得抛弃旧词藻，内容常觉得〃浅〃，〃显〃，用旧词汇是不能产生新境界，内容不可免堕入〃熟〃，〃滑〃，作者比较先前自然显得寂寞多了。玩票的诗人已不好意思再来胡乱打油凑热闹。原来对新诗有狂热的，一点儿抒情气氛或随年龄衰歇了，或被生活压瘪了，或读好书太多羞于拿笔了。死的已死，不死的又或经商作宦，办党教书。中国新诗运动，仿佛也就停顿了一时。国内被称或自称〃诗人〃的虽日见其多，真在那里写诗的，倒并不怎么多。书店印出的单行本诗集很多，销场可不怎么好。
这种暂时消沉酝酿了稍后一时的热闹。少数还不放下笔杆的作者，与一群初从事写作的新人，对〃诗〃的观念再有所修正。觉得先一时〃自由诗〃所表示的倾向同〃建设的新诗〃有点冲突。大家知道新诗得要个限制，在文字上，在形式上，以及从文字与形式共同造成的意境上，必需承认几个简单的原则。并且明白每个作者得注意一下历史，接受一笔文学遗产（从历史方面肯定〃诗〃是什么，得了遗产好好花费那个遗产）。孙大雨，林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