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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他们照例对于社会上许多事情皆不明白，许多人生必需常识皆极其缺少，许多严重现象皆漠不关心。怕责任，怕拘束，因此或以隐逸淡泊相高，或以放僻邪侈为美。若有人指摘到这一点时，他们自会援引典籍，保护自己，由于设辞巧妙，反而能令一般人十分同情。他们既在那里〃玩〃文学，认为文学只宜那么玩下去，又潇洒，又自由，还必须如此方不至于失去它的庄严。总仿佛国家社会皆不能缺少这种消闲文学同游荡文人，若稍稍苛刻他们，希望他们在生活态度上与作品上负上一点儿小小责任时，就亵渎了文学，误解了文学，因此一来，文学就再不成其为文学，国家社会同时也就再不成其为国家社会了。
十年来这种新文人日见其多，却用不着为他们作品过多发愁。这些人虽称为〃文学家〃，终日尽管批评，造谣，在酒食场中一面吃喝，一面传述点自己雅事别人俗事，用文学家名分在社会上作种种活动，受青年人崇拜同社会供养，事情说来很稀奇，有些人既不曾在过去某一时认真写过什么作品，甚至将来也就绝不会写个什么作品，他们其所以成为新文人，大多数倒是关于他们的故事消息，在新出报章杂志上，差不多随处皆可以很夸张虚诞的登载出来。他们原是从这方面成为文人的。
一个新文人既那么潇洒自由，令青年人神往倾心，也不是无理由了。
至于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呢，无论如何应当与新文人是两种人。第一，他们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组织不合理处，需重造的，需修改的，必极力在作品中表示他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第三，他们既觉得文学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责任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品，一点成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
这种人也许是个乡巴佬，凡属新文人的风雅皆与他无缘。
生活也许平平常常，并无轶闻佳话足供广播流传。思想信仰也许同现社会制度习惯皆显得十分冲突，不能相合，但却有一种更合理更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他，支配他，而且在他那些作品中，便表示出他对于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这种人缺少新文人的风度，缺少新文人的生活，算不得他的耻辱。他不一定会喝酒打牌，不一定常常参加什么会，不一定是个什么专家，不一定有〃学位〃和讲座。他观察社会，认识社会，虽无〃专门知识〃却有丰富无比的〃常识〃。他从书本学得了文学上各种技巧，学会安排文字，铺叙故事，再从那个活生生的社会里去注意一切问题——他的作品便是综合这两方面所得的成果。他决不如某种有〃学位〃的文人，仅仅以能够模仿某某名作写得出一首诗一篇小说就沾沾自喜。他不善模仿，必得创造。（创造需要胆量同气魄，他就不缺少胆量同气魄。）工作失败了，他换个方式再干；成功了，也仍然换个方式企图更大的成功。
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正义永远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的工作目的就是向生存与进步努力。假若每个文学作品，还许可作者保留一种希望，或希望他作品成为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可以因它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或希望他的作品能令读者理性更深湛一些，情感更丰富一些，作人更合理一些。他们的希望容或有大有小，然而却有相同的信仰，就是承认人的个体原是社会一部分，文学作品是给人看的，把文学从轻浮猥亵习气里救出，给它一种新的限制，使它向健康方面走去，实为必需的情形。一个不自私的现代人，假若他还有眼睛，还能够用眼睛看看书本以外的一切，就不至于觉得把文学赋予这种限制有何种可嘲笑处。他们不怕嘲笑！
社会的流行风气，常常奖励到一些装模作样的新文人，常常奖励到一些懒惰与狡猾的人，这不稀奇，因为无限制的容许新文人轻浮与猥亵，读者也就可以满足个人轻浮与猥亵的嗜好。因此一来，另外那些想把文学加上一种崇高的责任的文学者，自然就见得俗气逼人，见得荒谬绝伦了。这种人一面将受一般社会的奚落，一面还不免为痛苦、贫穷以及各样恶势力所迫害，不是很悲惨的死去，就只得在逃亡沉默中勉强挣扎。这种人不特缺少新文人的潇洒与风雅，有些人甚至于想勉强活下去也办不到。若将这种人同新文人去比较看看，相形之下，也就可以明白这所谓〃从事文学〃的工作，真是一种如何枯燥无味困苦艰难的工作！
一个大学校的文学教授，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或是一个薄负时誉的文学作家，必皆常常被青年人用书信或当面提出一个问题：〃先生，我对文学极有兴味，我有志于文学，怎么样我就可以做个文学家？〃这些青年人虽说有志于〃文学〃，大多数或者还只是有志作一〃新文人〃。因为一群新文人的好处，最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至于一群有远见的文学家，十年来所遭遇的忧患，照例是很少为人知道的。
……
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最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这种人才算得是有志于〃文学〃，不是预备作〃候补新文人〃的。
一月三日北平
第06篇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
从民国六年的文学革命起始，中国有了个新文化运动，这运动因民八的〃五四运动〃而增加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到现在，算算时间，已有了十八年！十八年来这个新文化运动，经过了多少变迁，有了些什么成绩，它的得失何在，皆很值得国人留心。我们很希望有人肯费些精力用一种公正谨严态度编辑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给这个新文化运动结一次帐。
年来虽看到几本书在市场上流行，可惜还没有一部较好的书。
如今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聘请了十个代表作家，就这个运动初期十年中的一切活动，分别整理编辑了十本书，名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它的内容——关于文学革命建设理论的，由胡适之先生编选；关于文学团体论争的，由郑振铎先生编选；关于小说，由茅盾、鲁迅、郑伯奇三先生编选；关于散文，由周作人、郁达夫二先生编选；关于新诗，由朱自清先生编选；关于戏剧，由洪深先生编选；关于史料索引，由阿英先生编选。每一种专集约五十万言，并各附编选者引论约两万言，叙述本书各作品自五四以来发展的经过，以及其重要影响。十个编选人或为这个运动发端的领袖，如胡适之、周作人先生，或为重要刊物的主持人，如茅盾、郑振铎先生，或为当时重要作家，如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先生，或为专家，如朱自清、洪深先生，或为史料收藏家，如阿英先生。如今十个人能通力合作来编选这样一部五百万言的总集，可谓近年来出版界一种值得称道的大贡献。编者能在五四运动的十六年的纪念日，将这部书介绍给本刊八万读者，是件很值得快乐事情。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第07篇谈谈上海的刊物
许多人谈到近年来文艺杂志，都觉得太多了点，笔者意见却以为近年来杂志多，文艺杂志并不多。够得上称为文艺杂志，且愿意好好的办下去的，依然寥寥无几。
杂志多有两个原因：一是杂志范围性质宽，内容杂，能广泛的吸收作家，也能广泛的吸收读者，容易办。二是上海方面要作生意的书店多，要写文章的作者多，不新起炉灶不成。三是作官的个人或机关团体为了某种原因，也办杂志。但许多刊物皆随起随灭，有些被查禁，停了；有些支持不下去，三二月又自行歇手了。因此杂志虽然多，能继续生命到一年以上的却仍然不多。尤其是文艺杂志，有些出创刊号时就先作声明，刊物是凑成的。这自然有个理由。把它办得如理想那么好，名作家全部上台，不可能。照理想那么去办，要某一类作家出场，常有阻碍，不能存在。尽某一类无名作家出场，对读者不能发生信仰，也难存在。
办杂志出版人必有个目的，就是要有销路（官办的除外）。这是很自然的事，无可非议。不过单从销路着眼，说来还有个区别。譬如开明书店出的《中学生》，与另外一个书店出的一种书报，同样有五万份销路，谋出路的态度或方式是显然不同的。《中学生》杂志许多大学生还应当看看，因为它上面有许多文章，值得全中国学生注意。好些书报却不宜多花钱购买，因为除了杂乱刊载一些相片，别的毫无所有。办杂志编辑者自然也有个目的，就是使刊物在社会上发生一点意义，产生一些价值。但作同样打算的编者，各人所持的态度同所用方法，也就不大相同。譬如说生活书店的《译文》，同论语社的《论语》，就代表两方面的例子。《译文》销路据说并不多，然而是个值得注意的刊物。它的内容纯载译文，每期总有几篇文章，读后留下一个印象。至于《论语》，编者的努力，似乎只在给读者以幽默，作者随事打趣，读者却用游戏心情去看它。它目的在给人幽默，相去一间就是恶趣。虽在同一书店，办得杂志也常常不同。即以生活书店而言，所出的《国际知识》它告给我们读者的知识并不多，但确是国民很需要的知识，至于《太白》，就不同了。《太白》是注重小品文的，比《论语》健全一些，却同样琐碎芜杂。
上海最多的是书报，定